“論理”是個日語用詞，有邏輯、規則、道理等意思。東野的作品普遍表現為一種精巧冷靜的論理性，最明顯的就是它的“理科敘事”。我們知道，敘事學在小說（尤其是推理小說）的創作中佔著極其重要的位置，一位作家的水平高低，有很大程度就得看他的敘事水平如何。正所謂優秀的作家，一百部作品有一百個不同的開頭，就是在說敘事本領。敘事能力大致可以分為結構方法、敘述手法、行文功底三個方面，結構講的是框架層次，敘述講的是視點角度，行文講的是文字語言，此三點由大至小、由表及裡、由抽象到具體，幾乎涵蓋了小說藝術的全部。東野的小說在這三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理科向”，此所謂“理科敘事”的本意。以這本《聖女的救濟》為例，透過以下分析，可見此種敘事型別之一斑。
關於結構方法，前章已經有所述及。東野的小說大體上是“三段式”：開頭髮生事件、謎團漸次展開，接著扮演“偵探”一角的主人公介入並予以“邏輯推測”（而且此種辦案過程多半中規中矩，依循著刑偵學的固有模式，社會派推理小說基本上都是如此），最後案件偵破、真相大白。“三段式”體現的是一種結構上的簡單明確，詮釋的是理性味十足的因果關係。這在東野的早期本格作品、中近期的“伽利略系列”及部分社會派小說中被頻繁使用，比如《畢業前殺人遊戲》、《十一字殺人》、《嫌疑犯X的獻身》、《紅色手指》、《流星之絆》等。而《聖女的救濟》的首章則透過真柴夫婦的對話挑明殺機，很快義孝被人發現毒斃家中，接著警方展開蒐證和探查，最後在湯川學的幫助下解決命案，一切都是那麼的順理成章，這就是理科敘事。作為突破，方法是將結構複雜化，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作中作”，我們在閱讀《腦髓地獄》等作品時自能明晰。
再看敘述手法，主要有敘述方式和敘述視點兩方面。此處之理科向，主要還是指這兩方面的固定和單一，變數相對稀見。東野所慣常使用的就是順敘方式（以時間為經，敘述某殺人事件的前前後後）和雙視點（一般只出現兩類敘述者——辦案者和涉案者，通常是第三人稱，基本不出現“多視點交錯”或“多視點共焦”等類似於《黑暗館不死傳說》的視點形式），其集中體現便是“偵探伽利略系列”。因為敘述方式和敘述視點的改變，小的方面會給單部作品的外觀造成比較大的影響，大的方面會帶來“伽利略系列”這個整體的韻律出現“異變”，可能讓喜歡它既定形式的讀者產生反感。因此，在《聖女的救濟》中，除了首尾存在呼應上的共敘、倒敘外，整個案件過程一直保持著四平八穩的漸進勢頭，順著固有套路走，沒有突然殺出個程咬金似的不協調感，“N線”等歷史事件的引入也只是為了因應湯川學的說理需要。本書的節奏控制得很好，應緩則緩，該急則急，讀起來十分明暢輕鬆。而屬於“非理科敘事”範疇的“敘述性詭計”之流，就極少在東野的作品中出現。這也是他能吸納儘可能多的讀者的主要原因之一，“理科敘事”的閱讀門檻畢竟不是太高。
然後說說東野的行文功底。他的小說語言通常樸實平白、不假矯飾，極少出現唯美的文學氣息，相對地具有一種特殊的冷質和潔癖，充滿著簡約之美和理性秩序。《聖女的救濟》即是如此，其中人物的對話大多尋常直白，很少出現摸稜兩可、寓意深遠的含蓄語句，而他們的心理活動則透過簡約的敘述和場景的烘托，溢於言表，讀者一看即明，不必反覆琢磨。義孝的無情無知、宏美的糾結矛盾以及綾音遭受雙重背叛之後的傷情、不忍直到決絕的“內心圖景”，都在東野不瘟不火的“理科敘事”中畢現無遺，作者以最簡單質樸的語言不斷訴說著人性的隱惡與自贖，這已構成其作品最迷人且匠心獨具的部分，達臻美學的高度。
眾所周知，推理小說的敘事是圍繞設定展開的。沒有強大的設定時，可以透過完美的敘事表現來彌補先天不足，社會派比之本格派的最大優勢即是於此。相反地，一旦擁有不同凡響的設定，加上敘事藝術的傑出演繹，必然會催生一部優秀的作品來，比如這部《聖女的救濟》。本作在設定方面再次體現了東野在運用傳統本格元素方面的創新能力，這次他將興趣放在了日本推理作品中鮮見的毒殺詭計上。
我們知道，毒殺是古典本格推理小說的經典題材之一，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集《最後致意》中的短篇作《魔鬼之足》是公認的毒殺推理之組，歐美黃金時代的大師們差不多都嘗試過這一設定，其中最著名者莫過於“一案多破”的《毒巧克力命案》（柏克萊著）和記載了最上乘心理毒殺手法的《綠膠囊之謎》（卡爾著）。因毒殺本身所具備的易操作、難發覺等特點，使得此種殺人手法最常為天性陰柔的女性和從事暗地活動的刺客、殺手所使用，這反映在推理小說中則為毒殺頻繁地出現在女性犯罪小說和政治驚險小說中，相應地以毒殺為最主要詭計設定的也多半是女性推理作家，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生平創作毒殺推理小說多達十餘部，其中就包括她的處女作《斯泰爾斯莊園奇案》）和多蘿西·L·塞耶斯（以《強力毒藥》最為知名）。對於作品中提及和使用的那些經典毒殺詭計，我們稱之為“世紀毒殺”。
但是，客觀現實最終還是將這一題材限制在了最小眾的範圍裡。因為隨著毒物學、刑偵學和法醫學的不斷進步，科技醫療水平的日漸提高，世界各國對危險品的流通渠道的嚴格監控，毒殺不得不逐漸推出歷史舞臺，也越來越少地被用在推理作品中。所以，儘管是在推理小說第一大國的日本，也甚少有作品注重毒殺，更罕見以毒殺為唯一詭計統領全域性的長篇本格推理作品。我想，土屋隆夫的處女作《天狗的面具》應該是個例外吧，該作不但為讀者呈現了一場經典毒殺，還“附贈”了一篇毒殺講義，可這畢竟屬於鳳毛麟角。從這層意義上講，超過三次地使用毒殺詭計的東野圭吾，則真的是日本毒殺推理小說領域殿堂級的人物了。
擅長化用本格推理元素、推陳出新的東野，早在自己1986年正式發表的第二部作品《畢業前殺人遊戲》中就使用了毒殺詭計，其手法由於結合了茶道的雪月花之式而極盡繁複之能事。之後的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毒殺出現在名作《白夜行》中，不管是小說還是日劇，都有著不俗的表現。接下來就要說到讀者諸君剛剛閱畢的本作了，不知道大家是否與我有著同樣的感觸，《聖女的救濟》在毒殺詭計的創新性方面的價值是空前的，它之所以是“世紀毒殺”，其根本因素就是作品在毒殺的實現手法和背後動機上都下足了功夫，從而將這一古老的本格詭計賦予了新的涵義，而使之“煥發青春”的正是東野自《宿命》以來一直刻意描摹的人性主題。正因為其中的毒殺詭計不只是徒具古典況味的“推理博物館藏品”，還觀照、探勘到了現實社會中的人類尤其是身處弱勢的女性的深層悲劇精神，《聖女的救濟》的貢獻之偉大便完全對得起我們對東野的枵腹以待了。與《雪地殺機》之顛覆“暴風雪山莊”模式的寫法相似，本作也是在末尾處方始揭開“東野流”毒殺美學的神秘面紗。作者一改古典毒殺推理較多著墨“投毒者身份”（whodunit）的習慣，很快就將兇手鎖定給讀者知道，這時困擾警方的主要是“毒殺手法”或“下毒途徑”（howdunit），而當厲害的湯川學介入其中予以勘察推理之後，卻意外地拋給我們一個“奇怪”的說法：唯一的解答卻是“虛數解”。意即“從理論上講是可行的，但從現實上來講……兇手實施過這種方法的可能性卻是無限接近於零……也就是說，其手法套路是可行的，但要實際行動的話，卻是絕對無法辦到的。”在這樣的暗示之下，內海薰的探訪詢問和草薙的另線調查最終殊途同歸，原來解明真相背後的“毒殺動機”（whydunit）才是東野設定如此詭計的主要目的，此前關於手法、途徑的討論都是為著這個頗具人性深度的動機而服務的。湯川所秉持並奉為圭臬的理性研判，在與複雜人性的交鋒中再次受挫，無怪乎他在最後感嘆道：“一般而言，兇手都是在千方百計地設法殺害他人，這一次的兇手卻正好相反，為了不去殺人而竭盡了全力。古往今來，東西南北，還從未出現過這樣的兇手……女人這種生物倒也真是有夠可怕的，竟然會想出這種毫無合理性可言，充滿了矛盾的殺人手法來。”於是，“伽利略”只能苦惱著：“人心是一門出奇深奧的科學。”
誠然，人性註定無法被理性所解構，因為一旦論理化，其結果只會剩下世間最無法簡單化的情感——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