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凱聽見有陌生的聲音，趿拉上拖鞋迎到了門口，見一位胖胖的老者穿著一件髒兮兮的白警服，斜挎著一個綠書包，手拿著警帽扇著風，喘著粗氣跟在顧紅星的身後，像追不上他似的。老者胖胖的身材把警服撐得盡是皺褶，就像他臉上的那些慈祥的皺褶一樣。

“你看你，有客人也不先說一下，好歹咱們也收拾下。”馮凱對顧紅星說道，“請老人家先進屋，咋這麼沒禮貌呢。”

馮凱用這種長輩的口氣和顧紅星說話，一開始只是為了內心的小九九，不知不覺已形成了一種習慣，好在顧紅星也從沒覺得有什麼不妥。

老人家叫潘冬，祖籍在龍番市。他自己說名字後面加個“子”的話，就和1974年熱映的經典故事片《閃閃的紅星》裡的主角名字一樣了。不過他自己的經歷毫不遜色於潘冬子，他10歲起，就隨著家人到大山裡躲避鬼子的掃蕩，青年時期還參加過游擊隊，親手殺過鬼子。後來加入了八路軍，做了一名偵察兵。既然是偵察兵，就多多少少要學習一些根據痕跡追蹤的知識。不知道為什麼，潘冬在痕跡方面似乎很有天分，不僅僅學會了痕跡追蹤，還翻出了很多民國時期關於指紋鑑定的書籍，自學了指紋的知識。就這樣，1949年後，他轉業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成了國內第一批研究痕檢技術的專家。

因為在痕檢專業的突出表現，潘冬被公安部聘請為公安部民警幹校的兼職教員，也就是現在說的客座教授。顧紅星拿到的那些油印材料，有相當一部分都是潘教員撰寫的。

潘教員每年都會受公安部的邀請，來公安部民警幹校給培訓班的學員們講一堂課，算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實用教程吧。這一期的培訓班，他如約來授課，可是學校的招待所卻住滿了。因為顧紅星他們的宿舍有空床，他又是潘教員的老鄉，所以潘教員主動提出來和顧紅星一起住。

馮凱沒想到這個其貌不揚的胖老頭兒，居然這麼有來頭、有文化，頓時心生崇敬，趕緊請潘教員坐了下來。

“我啊，最喜歡人多的地方了。”潘教員笑吟吟地坐在桌子前面，變戲法似的從包裡拿出一瓶茅臺。

“我的天，還有茅臺喝。”馮凱一喜，居然在警校裡都有酒喝，不像在現代，公安和酒，完全就是互斥啊。他數出幾張飯票遞給顧紅星，說：“今天禮拜二，食堂裡只有大白菜燉粉條，你就多買一些來吧。”

“沒事，我這兒還有！”潘教員又從包裡拿出一袋花生米，說，“我年紀大了，晚上不喝點，睡不著。”

顧紅星不怎麼喝酒，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更不會喝酒，任憑潘教員怎麼勸，他都是躲閃著眼神、搖擺著雙手。馮凱則毫不客氣，和潘教員一邊侃大山，一邊把一瓶茅臺喝了個底朝天。其實，馮凱心裡很訝異，因為自己原來的酒量也就二三兩，可是現在藉著這具身體喝了半斤居然臉不紅、心不跳，這以後和人拼酒可就不怕了。

潘教員的戰爭故事也著實精彩，馮凱聽得入迷，覺得比現代最好看的抗日劇還要精彩。而顧紅星更感興趣的是潘教員在1949年後破獲的一系列大案。他也是津津有味地在一旁安靜地聽著，在潘教員問到他痕檢技術的時候，他卻因為緊張而支支吾吾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潘教員倒是毫不為難顧紅星，只是豁達一笑，然後有深意地說道：“相信我，這門技術會給你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馮凱心中暗笑，心想，這應該是我的預言才對吧？

不知不覺聊了四個多小時，學校吹熄燈號了，潘教員也酒過三巡、有些微醺了。清醒的顧紅星想和潘教員說說“女工案”，可是不好意思開口，於是自覺地開始收拾飯盆。等洗完碗回來後，發現馮凱和潘教員都已經睡著了。

躺上了床，顧紅星久久不能入睡。雖然他看起來波瀾不驚地聽完了整晚的故事，其實他的心裡還是風起雲湧的。小青年旺盛的雄性激素刺激著他的思緒，畢竟是個七尺男兒，無論他如何不自信，無論他如何不會和人相處，無論他開始多麼牴觸當警察，但那種披肝瀝膽的豪邁情懷依舊充斥著他的心懷。雖然他出生在和平年代，但依舊渴望那種橫刀立馬的曠達人生。也是在這天晚上，他第一次對公安這份職業，有了些許嚮往和希冀。

國家安危，公安繫於一半。

是啊，作為一名公安，在和平年代，也一樣是馳騁疆場、保家衛國啊。我的身體不行，可以去練，練不出來，我也可以用手中的指紋刷來為前線的戰友們送上子彈。只要是保衛祖國、保衛人民，和作為一名工人建設祖國有什麼區別呢？

想著想著，顧紅星也進入了夢鄉。他夢見自己騎著一匹火紅的駿馬，在草原上賓士，他穿著潔白的警服，挎著五四式手槍，威風凜凜。突然，他的馬似乎失了前蹄，他驟然從馬背上摔了下來，在草地上翻滾著。

“你搖我床幹什麼？”馮凱的聲音從另一側床鋪響起。

“沒有啊。”顧紅星也清醒了過來，還是感覺天旋地轉。

“不好！地震了！快跑！”穿著背心的馮凱從床上跳了起來，拉起顧紅星的胳膊就躥出了宿舍。

很多宿舍都亮起了燈，也有學員和他們一起跑到宿舍樓外的廣場上。馮凱此時很蒙，瀋陽怎麼會有地震呢？這也太嚇人了，這個年代是磚混結構的樓房，恐怕五級地震都扛不住吧。如果他死在了這個年代，還怎麼和顧雯雯重逢啊？

“不，不對，我們得回去！”顧紅星說完，從廣場轉頭向宿舍樓裡跑。

這時候，馮凱才想起來，自己的宿舍裡，還住著個潘教員。潘教員晚上喝酒喝得有點醉，此時似乎還沒有醒來。

兩人衝進了宿舍，一把拉開了燈。沒想到胖胖的潘教員此時匍匐在床邊的地面上。他的胳膊沾上了黑灰，和白色的背心搭配起來，就像是一隻趴在地上的熊貓。

潘教員見他們進屋，一手按著腰間，一邊怒喊道：“關燈！開什麼燈！”

馮凱頓時就笑了。從潘教員的姿勢來看，是晚上故事說多了，恍惚之間還以為在打仗的年代。地震發生後，潘教員從睡夢中醒來，以為是有敵情，於是做出了這副臥倒、隱蔽、準備掏槍的姿勢。而此時開燈出現亮光，就是暴露自己了。

“不是打仗啊，是地震。”馮凱忍著笑，去拉地上的潘教員。

“喲喲喲，不行，不行，我腿麻了。”潘教員也徹底清醒了過來。

“我揹你，快走。”顧紅星蹲下，一把把潘教員扶到背上，可憋了半天勁，仍然怎麼也站不起來。

“我來吧。”馮凱替換了顧紅星，把潘教員順利背出了宿舍樓。

在這個過程中，馮凱其實已經反應了過來。這根本不是什麼瀋陽地震，而是1976年造成巨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唐山大地震

(9)

。瀋陽只是震感強烈罷了。

揹著180斤的潘教員，馮凱並沒有感覺到累，並不是因為他有多強壯，而是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責當中。來到了廣場，他都忘記把潘教員放下來休息。

顧紅星發現了馮凱的異常，試圖詢問他怎麼了，可是馮凱根本聽不見他在說什麼。

馮凱想著，如果自己能向上級預報唐山大地震，是不是就不會死那麼多人了呢？可是他轉念一想，自己似乎也改變不了歷史。首先自己並不記得唐山大地震的具體時間，其次即便他去預報了，無憑無據的，恐怕最大的可能是被當作一個精神病人給抓起來吧。想到這裡，馮凱沉重的心情也就釋然了一些。

潘教員的雙腿已經恢復了知覺，可以正常行走了。他對顧紅星和馮凱感激至極，他說，患難中才可以見真情。兩人的行為，讓潘教員想起了戰爭年代的戰友情，十分感動。馮凱趕緊把顧紅星推到潘教員面前，說第一個想到衝回去找潘教員的可是他，這個功勞自己可不敢亂搶了。

潘教員聽完更是感動，他揹著手，繞著瘦弱的顧紅星走了幾圈，眯縫著眼睛打量這個靦腆的年輕人。顧紅星哪受得了，他幾乎連手都不知道該放在哪兒了。潘教員對顧紅星說：“我覺得你，不錯。我把我辦公室的電話和地址都寫在你筆記本上了，以後工作中遇見技術難題，記得來電話或電報，保證藥到病除。”

多麼淳樸的報答方式啊，馮凱想。

我什麼時候能有潘教員的這種自信？顧紅星想。

在資訊不發達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突然發生瞭如此重大的事情，學校領導甚至都不知道是什麼情況。老師和學員們在廣場上聚集了一個小時的時間，天似乎都要亮了，大家這才發現應該不會有餘震了，於是紛紛又回到宿舍補了一會兒覺。

第二天的課程照常繼續，中午時分，大地震的訊息總算是傳到了學校裡，而學校的總教官也在午飯後吹響了緊急集合哨。

在這屆學員整齊的佇列前方，總教官通報了唐山大地震的大致情況。一座工業城市，在一夜之間，幾乎夷為平地，鐵路甚至都已變形，交通幾乎癱瘓，傷亡人數以十萬計。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全國多地設定了唐山大地震傷員救治點。可能在今天下午，就會有傷員被送到附近救治點進行救治。學校領導決定，公安部民警幹校在校全體學員，打點行裝，趕赴傷員救治點，為救治點的傷員搬運、秩序管理、物資運送提供保障。其間所有課程，改為自學。

不管什麼年代，公安的行動力和執行力都是相當強的，就在總教官訓話後二十分鐘，學員們已經紛紛打點好揹包，跳上一字排列的解放牌卡車的車廂，向救治點進發。

對馮凱來說，這種事情司空見慣了。在二十一世紀，公安可以說是對社會覆蓋面最廣的一個職業了。疫情當前，警察不退；洪水來襲，警察不退。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都少不了警察的身影。別說在最基層的派出所了，就是在局機關刑警支隊工作的日子，馮凱也會經常被派到一線去執行各種各樣的任務。

而對顧紅星來說，這算是一件相當新鮮的事情了。看著那一輛閃著警燈的北京吉普在車隊前引路，看著整齊的卡車車隊在發動機的轟鳴聲中進發，看著車廂裡衣著整齊的戰友們鬥志昂揚，顧紅星似乎有一種即將趕赴戰場的激動和渴望。前一天晚上在顧紅星胸中湧動的那股激情，此時更加強烈。

幾個小時車程之後，他們抵達了救治點。這是一片空曠的平地，無數工人正在搭建帳篷作為臨時救治、住宿的地點。雖然現場很簡陋，甚至用水都要去附近拿水桶裝。但這種場景讓馮凱立即想到了2020年的火神山、雷神山方艙醫院。是啊，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全心為民的政府的指揮下，在全中國人民的團結奮進中，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才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無論是1976年，還是2020年，在天災面前，中國人只有團結一心，才能昂首挺胸、同舟共濟、共渡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