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與天才之間，就像牛頓與普通院士之間的區別。

普通院士雖然也很稀有，但一個國家還是能找出那麼幾百個的。

他們功勳卓著、他們智敏過人、他們足以撐起一個國家在技術方面的脊樑，他們確然是一群偉大的人。

但他們與牛頓的最大區別就在於他們並非不可或缺，也並不能憑一己之力推動時代的展。

而天才如果在充分揮才能之前死了，那將會是整個民族和國家不可挽回的損失。

如果不知道誰是那個天才也就罷了，知道了卻不去盡力保住他，那就是一種罪行、一種懈怠。

朱翊鈞選擇動政變，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為了保住張居正。

他接受過張居正整整六年的悉心指導，深度參與過張居正的改革。

沒人比朱翊鈞更明白張居正的才能，他是一位不世出的政治天才。

後世很多人批評張居正的改革不徹底、不合理，指責他是改良主義，既不動大明的稅收體系也不對士紳豪強下手，他的改革永遠也救不了大明。

但在張居正死後，大明再沒有完成過任何一場像樣的改革，只能在泥沼中扭動著腐爛衰朽的身體，任憑蟲豸們將自己啃食殆盡。

沒錯，張居正不是一個戰略規劃上的天才。

他的改革內容平平無奇，其大部分內容和框架都繼承自張璁、桂萼、高拱等人的政治藍圖。

如果朱翊鈞想，他隨時可以從一個朝廷高官那裡得到關於改革的建議，而且具體措施都跟張居正大差不差。

因為那都是自嘉靖時期以來，文官們經過計劃、實踐和爭吵後得出的普遍結論。

在張居正對士紳豪強們下手之前，他的大部分改革計劃是得到文官群體認可的。

大明需要這些改革，這是所有人的共識，哪怕是普通的人才也能得出這種結論。

但問題就在於為什麼所有人都知道應該怎麼做，但在張居正掌權之前，大明的經濟和政治狀況卻沒有半點起色？

這就是張居正脫於普通大臣的原因他有著可怕的執行力。

如果不花點時間去深入瞭解，普通人很難想象萬曆時期大明的政治經濟情況已經爛到了什麼程度。

先是封建王朝最重要的田地畝數，在籍土地的面積直接關係到封建王朝的稅收多寡，堪稱大明的命脈。

在張居正的改革過後，在籍田地面積忽然暴增至洪武年間的3oo%！

如果張居正沒有動階魔法移山填海，在十六世紀的大明來一手填海造田，從虛空裡憑空掏出了三倍於洪武年間的在籍田地；

那就只能說明弘治皇帝之後的歷屆輔都是無能的廢物！都在裝死！眼睜睜看著那些蛀蟲啃噬大明江山卻毫無作為！

明明弘治年間的在籍土地還是兩倍於洪武年間的，怎麼到了嘉靖時期，田地反而縮水到正統年間的水平了？你們給吃了？

其次是太倉銀庫，太倉銀庫是大明狗屎財政中極為重要的一環，主要負責支出軍費。

太倉的支出收入比在正德皇帝之後基本沒正過，到嘉靖年間俺答汗崛起、倭寇橫行，朝廷不得不四處用兵，太倉的赤字一度達到了驚人的數百萬兩！

但當隆慶時期，張居正入主戶部之後，太倉銀庫慘烈的赤字便迅回暖，在萬曆五年甚至一度有所盈餘。

直到萬曆十一年，張居正前腳蹬腿昇天，太倉銀庫的赤字後腳迅轉紅，再度飆升至幾十上百萬兩的正常水平。

以上，即便只從財政方面考慮，不考慮張居正在軍事、外交、吏治等領域的建樹，他也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天才，一個能以一己之力給大明續命的天才。

所以對於張居正，朱翊鈞的態度就彷彿是渴望建功立業的賽馬騎手，遇到了一匹因為白痴騎手而碌碌無為的天才賽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