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優被捕之後，最先來找我的，是優優的大姐。

她是讓阿菊陪著來的，在優優被抓的第二天中午敲開我的家門。人還沒有進屋，優優大姐就屈膝跪在了門外的地上。

我和阿菊一道，扶起這個病弱不堪的女人，把她扶進屋子。我給她們倒了熱水和飲料，但沒人去喝。優優的大姐再次要跪，被我及時拉住。阿菊也在一旁不停勸慰，讓她堅強一點，有話快說。

她們來此的目的，當然是為了優優。她們不相信優優會那樣傷天害理，但又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證據。面對這位只會以淚洗面的大姐，我也只能正面安慰：相信政府，相信法律，公安機關自會調查甄別，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也不會冤枉一個好人。我甚至以我淺薄的法律知識，向她們進行了如下講解：即便公安機關有所疏漏，還有人民檢察院認真把關。即便檢察院認定優優犯罪，還要經過人民法院審理確認。法院審案子也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的，還要組織合議庭一起商量。再說就演算法院判了，也還可以上訴。上訴就有可能改判減刑，最多維持原判，加刑是不可以的。再說還有律師。律師都是最懂法律的人，會幫助優優據理申辯。

在我如此這般的開導勸慰之下，優優大姐漸漸平靜下來。在我把這位半信半疑的女人送出家門的時候，我悄悄問了阿菊：“為什麼優優姐夫沒來，他難道不關心優優？”

阿菊也同樣悄悄地，用最微小的動作，點了點頭，說道：“她姐夫躲起來了。”

“躲起來了？”我表示驚疑，“難道他也牽涉進去了？”

阿菊擺手：“不是躲公安局，他是在躲凌信誠。他怕凌信誠派人找他還錢，要他那輛車子。原來凌信誠見了面也叫他姐夫的，現在優優幹了這事，那還不成了仇人。”

我想也是，親仇之間，常常只是一夕之隔。

關於優優的案子，我也透過分局的熟人，設法打聽過偵查進展的內情。據一位辦案民警透露，因為這個案子情節簡單，證據充分，方向明確，沒有第二個嫌疑人，所以很快就會偵查終結，提請起訴。估計檢察院同意起訴，應不成問題。

果然，半個月後，我聽說公安機關已將優優的案子移送了檢察機關，檢察機關審查起訴的工作，也在緊鑼密鼓抓緊進行。據公安分局的熟人透露，此案因是針對兒童，且情節特別惡劣，所以驚動政府上層，已有領導同志專門批示，要求司法機關從重從快，儘早審決，及時宣判，以安定社會，安定民心。

就在優優被公安機關提請起訴不久，凌信誠從醫院回到家裡，仇慧敏也刑滿到期釋放出監。乖乖的葬禮一直在等他的母親，等她恢復自由之後，才在西郊萬安公墓舉行。參加乖乖下葬儀式的，除了凌信誠與仇慧敏外，只有照顧乖乖的保姆，和專程從上海趕來的姑媽。

姑媽在北京住了一週，天天陪在信誠左右。在姑媽返回上海的第二天仇慧敏打來電話，提出想來信誠家裡，看看乖乖住的地方，和孩子生前的遺物。

仇慧敏是獨自一人來的，她在乖乖住的那間屋裡，看了兒子的小床，兒子用過的被褥，和兒子的每一樣玩具。那些玩具有些還是新的，剛剛買來未及拆封。那些被褥用手摸摸，尚能感到些許餘溫。看著她將孩子的遺物遺像抱在懷裡，一一摩挲，那位一直陪伴乖乖的江蘇保姆，禁不住失聲痛哭。凌信誠也同她一樣，淚流滿面，哀傷已使他的面色枯槁，眼大如燈。

仇慧敏也掉了眼淚，但只是唏噓幾下，沒有放聲。比起保姆和信誠，她已有了更多的鎮定。那天她和凌信誠坐在寬大的客廳裡，進行了久違的長談。從孩子的音容笑貌日常起居談起，那些彼此會心的回憶，伴隨著哽咽與嘆息，將兩人的關係重新拉近。畢竟，他們過去曾有一段共同的快樂，現在又有共同的悲傷，他們都深愛著同一個孩子，那孩子是他們的見證和結晶。

長談之後，在分手告別的時候，凌信誠不忘提到：他父親生前承諾過的那筆三百萬元的錢款，他會馬上兌現。他讓仇慧敏給他一份現成的存摺，他好把這筆鉅款直接存到裡面，免得彼此現金授受，還要費時一一清點。

而仇慧敏對這筆錢款，似乎並未表現出應有的熱衷。她告訴信誠，當初她想用孩子換錢，是為拯救舅舅的工廠，舅舅從小養她成人，她既受深恩就該反哺。可現在舅舅的企業已將破產，那錢投進去也是白投，頂多便宜了那幫如狼似虎的債權人。仇慧敏說她現在關心的只是信誠，她很想為他做點什麼，只要能讓他開心，只要能讓他的身體和精神，儘快復原。

凌信誠對仇慧敏的關心表示了感謝，也希望她好好保重，不要被憂傷糾纏。分別時他起身把她送到門口，在開門前這位初戀情人突然擁抱了他。

凌信誠一動沒動，任憑她抱著自己細瘦的身軀，任憑她親吻了自己的臉頰和脖子，他聽到她輕柔如絲的耳語：“你想讓我再給你生一個嗎，再生一個和乖乖一樣的兒子？”

凌信誠沒有回答，但他抬起雙手，輕輕地抱了一下仇慧敏。他用這樣的動作，表達了他的感謝。只是感謝而已。

凌信誠在與仇慧敏見面的次日，便派人為她辦理了三百萬現金的入戶手續。那天晚上他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了與仇慧敏見面的事情，然後說到了優優。

他問我是否知道優優的案子有何進展，優優是否已經承認作案。他同時表示相信公安機關會進行細緻的調查，因為到了法庭一切要憑證據說話。但他並未對我掩藏他的心情，他說他不知為什麼心裡總有個念頭作怪，總讓他滿心希望公安機關經過調查，最終證實兇手不是優優，他說雖然乖乖人死不能復生，但如果此事與優優無涉，他的內心會好過許多。

我理解信誠的心情，我明白他還愛著優優，所以他的直覺到目前為止，依然被這種感情控制，他不相信優優會殺他的兒子，他不相信優優會幹這事。

我畢竟不是公安人員，我畢竟不是辦案民警，對他的直覺我無法呼應或者反駁，無法表示是與不是。我只能冠冕堂皇籠而統之地勸他相信法律，以證據為準。我告訴他案子已經送到檢察院去了，法院不日就要開庭。這種案件按規定一律公開審理，到時一切證據都會公之於眾，一切真相，都會隨之大白。

在與凌信誠通話的翌日上午，我突然接到了檢察院打來的一個電話，他們說有件事情，是關於優優的案子，希望我能過去一趟。我放下電話之後沒有耽擱，立刻按對方在電話中留下的地址，找到了檢察院辦公的地方。在一間相當正規的接待室裡，我受到了檢察院一位官員的接待。儘管我一路上預想了多種可能，但那位官員話一出口，還是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請問您與凌健安被殺案的犯罪嫌疑人丁優是什麼關係？”

那位官員這樣問我，我想了一下才鎮定回答：“我們算是朋友關係吧，普通朋友的關係。”

官員提出希望看一下我的身份證，我同意了。他看完身份證後向我問道：“您就是那位作家海巖嗎？”

我說：“對。我因為要寫一部小說，描寫外地青年在北京打工的成長和遭遇，所以經人介紹，認識了丁優，對她進行過幾次採訪……”

我這樣說明我和優優認識的過程，意在讓對方瞭解我們彼此的關係，但在這位檢察官聽來，我也許犯了怕被連累的嫌疑。

檢察官的臉上沒有太多表情，腔調也是例行公事，他說：“凌健安被殺案經北京市公安局偵查終結，現已移送本院審查起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犯罪嫌疑人有權為自己指定辯護人。現在，本案犯罪嫌疑人丁優委託你擔當她的辯護人，你同意接受這個委託嗎？”

我咣地一下愣了，愣了半天不知該如何表態。我知道為犯罪嫌疑人依法進行辯護，早已不算什麼醜事，但我還是萬分躊躇，因為這樣一個差事實在非我所長。

但我對優優，確實交往已久，已經真的成了朋友。作為朋友，特別是她一直以來以兄長視之的朋友，我也不便一推了之。

那位檢察干部，繼續不動聲色地發問：“你接受嗎？”

我在慌亂中下意識地點頭，卻又提出一個要求：“我沒幹過這種事情，所以，我想在我決定接受之前，能否當面見見丁優？”

檢察人員馬上回答：“可以。你回去等我電話，我安排好了馬上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