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輔值房出來，魏廣德回到自己值房，就直接提筆給工部下了條子，要求他們重新討論膠萊運河和迦運河之利弊，同時對兩條運河所需耗費進行大致估算。

惟一單獨註明的，就是迦運河按照五年時間，利用農閒時間開鑿而不是如這時期朝廷其他河工那樣，一次性徵集大批民夫連日連夜趕工，爭取最短時間完成的模式。

條子寫好後，魏廣德把條子交給蘆布，讓他派人送往工部，直接交到尚書朱衡手中。

魏廣德不知道的是，今日不經意的意見以及和張居正在值房裡生的爭論，對大明的歷史走向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原本歷史上，自弘治年後，黃河逐漸頻繁地于歸德、曹、單和豐縣一帶向東決口，洪水漫淹魚臺、沛縣一帶泗河，運道屢被淤塞，山東南部運河不再暢通。

時任工部及總河都御史翁大立於隆慶三年和四年，先後三次向朝廷奏言：改開新渠，以避黃泛。

“於梁山以南別開一新渠，以避秦溝、濁河之險.比來河患不在山東、河南、豐沛，而專在徐、邳，故先欲開泇河口以遠河勢。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

翁大立的建議，當時不僅未被採納，自己還因延誤漕運而獲罪罷官。

然而自他開始，卻引了一場長達三十七年的“泇河之議”。

隆慶五年四月，黃河又在邳州決口。

這時工部尚書朱衡又奏請開泇河，於是朝廷命禮科給事中雒遵前去勘察。

雒遵勘察後上言，開泇河雖然取道便捷，但施工實在艱難，並列舉了“開泇三難”。

隆慶皇帝看了這個奏議，下令再次勘查。

這一次，總河都御史萬恭回來後對朱衡講述所見所聞，讓朱衡轉變了看法。

奏報開泇“有三難，大略如遵指”，並說現在的漕河已經暢通了，徐、邳之間堤高水深，不必再另行開河了。

這個奏報再加上萬恭提出的“開泇六難”、“永罷開泇之策”之議等，使朝廷上反對開泇的意見佔了上風，這樣開挖泇河的事也就作罷了。

朱衡當著魏廣德的面再次提出開迦運河，其實也是相對於膠萊運河，開鑿迦運河要實際一些。

最起碼，新河完工後可供漕船通行，而不是如膠萊運河般，因為水量關係只能過吃水較淺的船舶。

時光又至萬曆三年二月，時任總河都御史的傅希摯再次上疏朝廷，重提開挖泇河。

他在《開泇疏》中系統闡明，治理黃河應當從它最大的禍患著眼，一定要使它從根本上得到治理。

傅希摯在疏中批駁了開挖泇河的“三難”之說，稱自己派鑽探、測量和繪圖的專人到“三難”的地方逐個勘察，得出的結論是可以解決上述難題。

傅希摯關於開挖泇河的奏疏，詳細寫明瞭解決辦法，如此深入詳實、精準透闢，入情入理，勢如高屋建瓴，實為一篇治水理論的傑作，這與一些官員奏章中常有的那種空泛、教條、庸冗之風，形成鮮明對照。

其基於實際的真知灼見，產生了強烈的說服力，這不能不使當時的萬曆皇帝為之讚賞。

萬曆看後，即命工部都給事中侯於趙，會同傅希摯和巡漕御史劉光國，共同提出一個明確具體的議案來回報。

開挖泇河之役，看似已經說動了萬曆皇帝的心，即可成為現實。

然而，侯於趙實地檢視後，卻提出了一些實際的問題，認為應該先開鑿良城伏石，事先修好豐、沛的堤防，再慢慢商議動工開挖泇河的事。

主管此事的工部在呈報中的說法，也與侯於趙一樣，“謂開泇非數年不成，當以治河為急”。

萬曆皇帝聽後，很不高興。

責備侯於趙等人阻礙這件事，對其勘察的奏議表示質疑，並說這和傅希摯的奏議大不相同，指責他們是“不能靠其辦成大事的人”。

但實際上仍聽任了他們“先治黃河後開泇“的想法，使開泇之議再次泡湯。

至此，“開泇河”之議已成為一個燙手的山芋，對朝廷來說拿不起又放不下，朝臣們對此更是忌憚慎言，再不敢觸碰這個話題。

這種情況持續到萬曆二十一年，黃河又決口下漫沛縣、徐州，漕運再次被阻。

當時舒應龍任總河尚書，他借宣洩微山湖及其魚臺等縣積水的議題，奏準在韓莊開一支渠，從韓莊向東，引湖水經過彭河走泇。

韓莊支渠開挖雖然仍沒有解決運河避開黃淤的問題，但它卻在很大意義上揭開了開挖泇河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