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零 一】</h3>
我的一生都籠罩在一種懷舊的情緒中。
我第一次產生這種情緒是在我四歲的時候。是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我至今還記得那個陽光明媚的上午。窗外的陽光灑在一張棕色的三屜桌上。外婆一邊在桌上包包子，一邊給我講故事。
“早先啊……”她說。外婆是河北保定人，因為長期在北京和重慶生活，口音怪怪的。她不說“從前”，也不說“過去”，總愛說“早先”。每個故事都是這樣開頭的：早先有一個國王，早先有一座村莊，早先有一隻狐狸和一隻狼，等等。“早先啊……”她說。我本來是聽慣了她說“早先”的，可那天不知為什麼，這兩個字卻讓我產生了一種怪怪的情緒。讓我想起了早晨、先前、紅棗和仙女什麼的。讓我心曠神怡。讓我悵然若失。山高路遠。山迴路轉。山高水長。山清水秀。如詩如畫。如夢如幻。如痴如醉。如雨如煙。當然，沒有人會去理會一個四歲男孩的情緒。外婆照舊講她的故事。我也很快就被她的故事吸引，把自己的情緒扔到了一邊。但這情緒卻從此不肯離開我，籠罩著我，纏繞著我，隨我成長，伴我左右，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
我後來才知道這情緒就叫“懷舊”。但我至今也不明白，一個四歲的孩子有何“舊”可“懷”？滿打滿算，從一生下來就記事兒，攏共也沒幾年嘛。後來等我上了小學，才開始真正“懷舊”起幼兒園來。再後來又“懷舊”小學，“懷舊”中學，“懷舊”大學。一位從小同我一起長大的小姐姐嘲笑我說：“你這廝好像總在回憶往事嘛！”這位小姐姐自打十歲那年讀過《水滸》之後，從此就按照宋朝江湖好漢的路子說話了，有一次她同我下象棋，一邊抽我的車還一邊唸唸有詞：“不殺匪車不足以平民憤——”
好多年以後，我成為一個作家。懷舊的情緒依然籠罩著我。她像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常常不請自來地拜訪我，來也匆匆，去也匆匆，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於是有一個時期我很想去寫歷史劇，或者乾脆去做歷史學家。我甚至已經為研究歷史做了一些準備，但剛要入門馬上又退了回來——因為實在太難了。
<h3>【零 二】</h3>
我覺得歷史簡直就像一座迷宮，你愈研究它便愈糊塗。
人們現在讀到的歷史大約有三個來源：一是本人親身親歷，二是旁人所見所聞，三是後人引申發揮——依我看都不大靠得住。思想家魯迅曾舉例說：若是武則天當政，誰敢說“男尊女卑”？
——可見過去的歷史也要為後來的服務。
歷史學家顧頡剛認為：人們一邊創造著當今的歷史，一邊也在豐富和延長著以往的歷史，比如大禹治水，其實哪裡有什麼大禹？關於他的全部記載都不過是後人的想象——可見歷史充滿了後人的想象。
那麼，後人說的靠不住，當時的人呢？
比如歷代的史官，他的職責就是實錄歷史，我國又有“秉筆直書”的史學傳統，想來該是比較可靠的吧？然而我還是有些信他不過。先哲有言：任何時代的思想都只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他若不是表現好，若不是政治可靠，若不是和統治者一心一德，天底下那麼些人，怎麼偏偏他就吃上了皇糧、當上了史官？俗話說，吃誰向誰，他每月拿著皇帝家的工資，又怎能不向著皇帝家說話呢？
我曾翻閱過一份北平淪陷時期的日偽官方報紙，一版的大標題是《平市昨日第三次全城大搜查》，小標題是《北平全體市民一致稱頌我軍警憲特的果敢行動》，還配發有一張壓題相片，相片上的日偽軍警剛剛搜查過一家店鋪，正在幫助店主把貨品碼放整齊，那店主也滿臉堆笑，連連揮手，似乎是歡迎他們沒事兒常來的意思——須知昨日的新聞就是今日的歷史，這歷史如何靠得住？
我還翻閱過一張1947年3月的《中央日報》，對當時胡宗南部佔領延安的報道是這樣的：
陝省我軍解放延安！
延安上空國旗飄揚，延安軍民欣喜若狂！
一老大爺高興地說：八路可走啦！
一老大娘拉著胡司令長官宗南先生的手說：俺等了你們十三年啊！
文中的大爺大娘即或不是記者捏造，大約也只能代表個別被減了租息的老地主或老地主婆們的意見吧？
假如正史靠不住，那麼野史吧？
也許是“二律背反”罷，野史雖然相對自由一些，不過囿於作者的學識經歷，道聽途說的東西也更多一些，因而就更加難免以偏概全、以訛傳訛了。比如雍正篡位，野史記載他把遺詔中的“傳位十四子”加了一橫改作“傳位於四子”，我從上中學起就對此深信不疑，後來才知道原來清代的詔書都要用滿文的，可見這野史的作者竟連詔書的模樣都沒見過。再如光緒之死，怎麼就那麼湊巧死在慈禧的前一天？於是民間眾說紛紜，都猜是老佛爺給他下了毒——好在大內中的脈案、藥方至今尚存，據現在的醫學家們的研究，他的確還是死於結核病的，外人的話哪裡靠得住？
凡重要的歷史人物，在他的青壯年時期，大都處在歷史的漩渦中，哪裡能夠靜下心來寫文章？等到他退居了歷史的二線之後再來回首往事，多半是年事已高，往事久遠，塵封的記憶的閘門一旦開啟，泥沙俱下，年輕人尚且眼花繚亂，何況一垂垂老者？於是張冠李戴，郢書燕說，虛虎魚魯，種種的笑話就都出來了。
就說義和團吧，按現在說法是屬於“偉大的反帝愛國運動”了。50年代後期，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的學生們從這一立場出發，對當時健在的一批義和團團民做了調查訪問，時年八十三歲的三師兄張金才是這樣說的：
我村南有個亂葬坑，凡是捉住直眼（教民）就在那裡處死。郭村的左錫慶是個直眼，也是四十八村聯莊會的會頭之一，我們把他爺兒三輩都弄到王家院給殺死了……義和團不殺好人，只要有人保證他們不是直眼而是好人，義和團就不殺他們。光人命我就救了四十多條。有一次，為了救一個婦女（因為她被誤為直眼），結果因保此婦女我被劉十九（義和團首領）打了一鞭，但終於把她保了下來。
須知這是為了說明“義和團不殺好人”而記錄下來作為證明的，但仍然看得我觸目驚心。他一人就救了“40多條”人命，那麼被殺死的該有多少呢？就算某人是“直眼”又兼“會頭”，難道他家裡“爺兒三輩”都該被殺死嗎？可見就連當時的大學生們也沒有準確地理解這段談話，否則也許就不會記錄下來作為義和團濫殺無辜的證據了。
時過境遷。不僅在史實時，甚至在語言上，也頗有些隔膜了。
80年代，我到外地出差，從報紙上看到我一位朋友的父親、曾任黨政軍重要職務的某公去世，便從郵局拍了一份唁電：“出差在外閱報驚悉某公去世，黨失心腹，國失爪牙，君失慈父，吾失良師，不勝哀悼……”郵局的小姐死活不肯拍發，一定要我把“心腹爪牙”這四個壞字換掉——她哪裡知道這在古代都是好字？“君之心腹國之爪牙”，幾乎是對為臣者的最高評價了。類似的例子還很多，比如“難兄難弟”在古代也是難得的讚語，說是兄弟兩個都很難得。
不要說古文，就是現代的白話文，如果年代稍遠，在人們的理解上也會出現隔膜。有一次我偶爾翻閱北洋史料，讀到孫中山致段祺瑞的一封電報，略謂他與段曾有一面之交，“偉人丰采，至今不忘”云云——我當時十分驚訝：中國的“國父”竟稱“三一八”慘案的劊子手為“偉人”？後來史料讀得多了，才知道當時所謂的“偉人”與現在的含意並不一樣：現在的“偉人”幾乎特指“偉大領袖”，後來因為反對個人崇拜，“偉人”一詞在中國更幾乎絕跡——而在民國初年，這“偉人”的含意卻不過是“非同尋常之人”的意思，不僅孫、黃、宋常常被人們稱作“偉人”，就如一個普通女子，如果有意從政，也常常會被人們不含貶義地稱作“女偉人”的。甚至在宋案之後，袁政府還曾指責孫黃等是“偉人造反”，這“偉人”竟連一點褒意也沒有了。
罷了罷了，後人的引申發揮靠不住，旁人的所見所聞靠不住，就是本人的親身親歷，也還要打上許多的折扣——那這歷史還怎麼研究呢？
於是我終於放棄了成為歷史學家或者歷史劇作家的幻想，一心一意地還當我的“喜劇作家”。
<h3>【零 三】</h3>
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樣地寫喜劇一直寫到凌晨，接著倒頭便睡，一覺醒來，已經是中午了。
我開始按部就班地起床、漱口、刮臉、洗澡、更衣，穿插著燒水沏茶和整理房間，一切都進行得井井有條。我一向覺得自己是個很有條理的人，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沒有條理不成作家。
一小時後，我穿著浴衣，捧著一杯剛剛沏好的熱茶，舒適地坐到沙發上——接下來我按慣例開啟睡前關閉的尋呼機，檢視在我睡眠期間是否有人呼我。
尋呼資訊只有一條，卻讓我吃了一驚：
奶奶於今晨六時五十分病逝於華東醫院通知在京親友速來上海
姑媽
我六歲半時曾被送往上海，在爺爺奶奶身邊度過了兩年，一年上幼兒園大班，一年上小學一年級。多年以後，當我回首童年的時候，眼前總浮現出各種各樣的顏色：六歲半以前在北京生活時是一種蒼白的顏色，八歲半以後由上海返回北京時則變為一種血紅的顏色，只有在上海的那兩年，交織著許多許多燦爛明媚的顏色，這些顏色融到一起，飄然而來，隨風而散，最後留給我的只是一種溼潤的感覺，一種溫暖的氣息，和一種早春的、小雨中的、青草地上的味道……
在我寫的“通俗喜劇”中，一般像我這種四十來歲的中年男人，一旦遇到例如祖母去世這樣的噩耗，通常要走出屋外在濛濛細雨中徘徊一陣，或者猛然開啟窗戶讓窗外的涼風吹散自己的沉思，最低限度也應該在屋裡來回走兩圈兒才說得過去——而我現在卻依然穩穩地坐在沙發上，唇邊甚至還掠過了一絲淡淡的笑意。
想起年初，有一位年近百歲的著名老作家先我們而去，有人撰文悼念說是“驚悉”，我當時十分地不以為然：人活百歲終有一死，怎麼就“驚”著您啦？一個活了一百歲的人死了有什麼好“驚”的？她要老不死才讓人“驚”呢……如今我八十多歲的老祖母也隨她而去，可見這些神靈是有的不是？我現在要說我是“驚悉”吧也有點兒自己抽自己的嘴巴，不如就照老北京的風俗，也別悲痛了，就自欺欺人地說是“老喜喪”吧。
這時，我的眼前又浮現出許多許多的顏色，是變幻多姿的顏色，是飄忽不定的顏色，如詩如畫，如雨如煙，似有似無，時濃時淡……許多瑣碎的、不連貫的童年往事一起湧向眼前，我幾乎要站起來在屋裡來回轉圈兒了——轉念一想，既然是“老喜喪”還有什麼好悲痛的，就在沙發上踏實坐著吧。
我想起剛上小學的時候，每天早晨保姆送我上學前，我總要想出各種理由走進爺爺奶奶的臥室，或拿鉛筆，或找橡皮，或者忘帶了課本，奶奶被我吵醒後總會迷迷糊糊地問我一句：“梁左，你要上學去啦？”我便心滿意足地答應一聲，這才肯去上學——多年以後，我看到一篇回憶魯迅童年的文章，說他小時候每當經過祖母的房門時總要假裝跌倒，祖母便大叫“阿寶當心衣服不要弄髒”，他便心滿意足地走了——我想小孩子的心大概都是相通的吧？
我想起奶奶當年每天下班後都會給我帶回一樣好吃的，或糖果，或點心，或者是橄欖蜜橘之類，永遠不會重複，對這份禮物的期待和猜測便成為我從下午到傍晚一個人在房間裡做作業時的精神支柱。
有一天，奶奶下班後從皮包裡掏出的是一包牛肉乾，她笑著說：“梁左，我今天實在想不出給你買什麼來吃了，你牛肉乾肯吃的吧？”奶奶的笑容很像一個做了沒把握的事情等著大人來評判的小姑娘……
我從小就沒有什麼乳名愛稱之類，奶奶就叫我“梁左”，一直到大。我不記得在上海的兩年中奶奶曾抱過我、親過我，也不記得奶奶曾訓過我、罵過我，她就永遠是那樣和顏悅色的，那樣從容鎮靜的，那樣不悲不喜的——奶奶不到二十歲就做了小學教師，不到二十歲就參加了上海地下黨，明朗的校園生活，嚴酷的對敵鬥爭，在她身上竟達到如此和諧如此完美的統一……
我永遠不會忘記1966年的那個暑假，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雨即將來臨的前夜，奶奶果斷地決定讓我——一個剛剛八歲半的男孩兒——一個人乘火車返回北京。在火車啟動的那一瞬間，我第一次感到奶奶的笑容中帶著一絲驚恐和憂慮，一閃而過，稍縱即逝，卻久久地留在了我的心間……
這時，我又產生了一種站起來在屋裡轉兩圈的衝動，我點燃一支香菸，儘量剋制住自己的情緒，一邊心裡暗笑——可見說了別人壞話的人總歸要遭報應的！假如我當初不是那麼不厚道地嘲笑別人因為老作家之死而表現出來的悲痛，那麼如今從小把我帶大的我自家的老祖母死了，我別說在沒人的地方轉兩圈兒，我就是跑到人多的地方哭兩聲，又有什麼不應該的？你們誰還能說我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