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寧渝酣睡之時，刁旺那些手下兵丁抬著屍身卻是回了營，原本這些人打算將這屍身拋掉，各自分了銀錢便是，可是終究擔心會洩露，到時候怕是到菜市口走一遭，只好硬著脖子去見了上官。

這德安府府治所在地在安陸，因此在雲夢縣的清軍只是一個汛地，最高階別的也就一個正六品千總，這千總大人姓錢名英，是德安府守備高如海的親信。

錢英原本不在營中，可是近日得知訊息，工部右侍郎署理湖廣總督事務滿丕升為左侍郎，屆時總督府並湖廣總兵官或可會查錄軍營兵備武器。

可錢英自家知曉自家事，這營內尋常刀劍盾牌倒也罷了，可是鳥槍火炮卻短缺了許多，剩餘的也大多不堪用，到時候卻無法交差，心中鬱積之下，連煙花柳巷都不敢留了。

在後世很多人眼裡，對清王朝的印象始終停留在“只重弓馬騎射”這一層上，實際上在康熙時代的清王朝，火炮無論是技術還是數量在全世界都屬於領先地位。

因為本身滿洲能取天下，其實也是依靠了火炮之利，才能打下遼東的那些堅城，而後在康熙年間平三藩收臺灣，乃至於平定準噶爾都依靠了火槍火炮，用後來雍正的話來說，火炮就是“軍中最緊要之利器”。

因此在如今的綠營當中，裝備有四尺長的“金龍炮”，五尺長的後裝“子母炮”，木製三腳架發射的“奇炮”，全是可以在草原上輕便攜帶的兇悍野戰炮，還有重千斤的“神威無敵大將軍”炮和重八千斤的“永固大將軍炮”。

當然在錢英的這個汛地裡，原本只有一些子母炮，可如今這些子母炮也難以使用了，實在無法交差。

而此時，刁旺手下的兵丁將刁旺的屍身抬了上來，這讓錢英原本就不好看的臉色，更是黑了幾分，這刁旺跟他也沒多少關係，可畢竟是自己營中的手下，身上也有個外委把總的缺。

外委把總只是臨時編制，算不得正式的正七品“經制官”，可好歹也是自己的屬下，如今被人殺了，折的也是自家面子。

錢英黑著臉問道：“上官被殺，爾等為何沒有拿下賊人，難道你們收了賊人的好處？”這一番話差點把這些兵油子給嚇尿褲子。

一個兵丁壯著膽子從懷中掏出名帖，道：“小的聽聞，殺人的自稱是漢陽寧家的公子，這是他的名帖。”

錢英接過名帖，看了眼便丟在了桌子上，端起茶杯細細品了一口，卻沒有了原先的焦躁，反而嘴角露出一絲微笑，然後讓兵丁去叫了一個老童生過來。

這位老童生是錢英養在營中的文書，有什麼文字上的來往，都是讓這老童生草就，雖說這老童生五六十的年紀，也只考上了個童生，腹中草包一團，可寫寫書信倒也不為難。

待老童生攤開信紙，磨好了墨，將毛筆捏在手中時，錢英便一邊斟酌，一邊口述，讓老童生書寫。

“茲今日令公子至雲夢，與屬下把總刁旺相隙，發生口角，而後互毆致刁旺身亡，尚需妥善解決……前聞總督衙門或查閱兵事，營中火炮老舊不堪……”

雖說錢英不敢肆意撕咬，可也不想放過這大好機會，便仗著這件事向寧忠源寫信要炮，不過這也是因為在如今的大清國，地方綠營的各級統兵官均歸地方最高文官統轄或節制，縱然寧忠源是從三品遊擊將軍，也無權管到隔壁雲夢縣的千總，就連總督，提督、總兵以及巡撫也都有各自的標兵，除了統轄為數不多的本標官兵外，都不直接統轄其它鎮協營兵。

這種凌亂瑣碎的軍制，讓軍將之間互不統屬，自然也無法轄制。錢英正因為如此，才打算敲寧忠源一筆，至於這刁旺是否冤屈，如今可還有誰會記得？

就這麼的過了數日，寧渝見沒人找自己問責，心中知曉事情已經過去了，想來也是家族在背後使了力，不由得感慨一聲，在這個年代裡，休說尋常百姓，這在很多人眼中難纏要命的把總，在一些人眼裡也不過只是一隻隨時可以踩死的螞蟻。

可是在營中少年們的心裡卻是掀起了波浪，寧渝在他們心中的地位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說原來的少年們視寧渝如父如兄，而現在又增添了幾分敬畏。

寧千秋從寧家又回到了雛鷹營，然後給寧渝帶回來了一個訊息，五日後舉行家族大會，讓寧渝準備一下趕緊回去。

寧家每年都會舉行家族大會，不過那通常是在年尾，如果有重大事項時，才會臨時召開家族大會，統一思想。

寧渝也正打算跟父親寧忠源溝通一下，雖說重生已有數月，可是父子二人真正相處的時間卻寥寥無幾。儘管寧忠源清楚寧渝現在做的事情，可畢竟是水中月，霧中花，隔著一層砂紙了。

對於寧渝來說，他想要在這個時代做出一些什麼事情，首先就需要凝聚家族的力量，如果只是單打獨鬥，那麼無論他怎麼努力，都很難改變自身的處境。

寧家雖然不是豪門貴胄，可也是地方實力派，上百年來集聚的力量也是足夠做成一些事情的，比如如今的雛鷹營，若是沒有家族支撐，寧渝根本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拉起一支二百餘人的隊伍，更何況還是一支不事生產的學兵。

在這背後，既有寧渝的許多心血，也有寧家默默的付出，那些海量的物資就是明證，因此寧渝來到這個時代的真正首要任務，不是雛鷹營，不是礦鹽，而是用寧家少主的身份來獲取族人的認同，來團結最大的力量，這才是他真正的立足根本。

這也是為什麼在過去的幾千年歷史中，無論是誰當皇帝，首先要做的就是剪除世家大族的力量，就是因為這種大家族大團體，本身就是不穩定的因素。如果出現動盪，這些大家族也都是與皇權對抗的物件，二者彼此廝殺數千年，最後誰也奈何不了誰。

無論是西漢時的遷豪族充實關中的陵邑制度，還是隋唐時的科舉取士，本身都是中央集權對地方實力派的打壓和分化，而魏晉時期的世家政治與宋明時期的大地主官僚階層，都是世家的一種反抗之道。

在如今被譽為封建時期最巔峰的大清康熙年間，寧渝所代表的地方派，還需要走更遠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