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波洛離開了巴黎。簡留了下來，完成他列出的一張清單上的工作。大多數事情在簡看來都沒有什麼意義，但她仍努力去逐項完成。她見了讓·杜邦兩次，他談到了簡即將參加的探險。簡不敢違背波洛的指示，只好盡力敷衍，然後把話題引到別處。

五天之後，一封電報將簡召回了英國。諾曼到維多利亞車站來接她，他們討論了最近發生的事情。

安妮·莫里索自殺的訊息沒有引起公眾的關注。報上只刊載了一小段文字，說一位來自加拿大的理查茲夫人在巴黎至布倫的快車上自殺了，僅此而已。沒有人提到自殺事件與飛機謀殺案之間的關聯。

諾曼和簡都感到喜氣洋洋，他們的麻煩如同預期的一樣，已經要結束了。諾曼的喜悅之情稍遜於簡。

“他們可能懷疑她殺了自己的母親，但是她這樣一死，也許他們就不會再查下去了。除非警方將這個案子的結果公之於眾，否則我看不出我們能時來運轉。在公眾眼裡，也許我們永遠成了嫌疑人！”

幾天之後，他在皮卡迪利大街上遇見了波洛，說了同樣的話。

波洛笑了。“你和其他人一樣，都以為我是一個一事無成的老傢伙。聽著，今天晚上我請你吃飯，傑普和我們的老朋友克蘭西也來。我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告訴大家。”

晚餐的過程很愉快。傑普有點高人一等的樣子，但脾氣很好。諾曼對談話很感興趣，小個子克蘭西先生則一副驚奇的樣子，幾乎和他發現那根毒針時一樣。波洛很明顯並沒有試圖給克蘭西留下深刻印象。

晚餐後，喝過咖啡，波洛以一種略微尷尬的態度清了清嗓子，暗示自己的重要性。

“朋友們，”他說，“克蘭西先生表示對我的推理方式很感興趣。我想，如果你們不覺得無聊的話——”他停下來，諾曼和傑普很快地說：“不，不，非常感興趣。”

波洛繼續說：“我會簡要介紹一下在這個案子裡，我所使用的方法。”

他停下來檢視自己的筆記。傑普小聲對諾曼說：“他正自得其樂，不是嗎？那個小個子，自負是他的中間名。”

波洛責備地看了他一眼，清了清嗓子。三張臉帶著禮貌的興趣轉向他。

“我將從頭說起。我從巴黎乘坐普羅米修斯航班前往克里登，航程中發生了不幸。我將告訴你們我當時真實的想法和印象，以及後來的事件是如何讓我逐步調整看法的。

“當我們快要到達克裡登時，乘務員找到布萊恩特醫生去檢查屍體。我跟著他們走了過去，當時我覺得可能會用上我的專業知識。誰知道呢？在談及死亡時，我的觀點可能過於專業了。在我心目中，死亡有兩種：和我的職業有關的，還有無關的。儘管後者顯然更多，但無論如何，一遇到死亡事件，我就像一隻聞到了氣味的狗。

“布萊恩特醫生證實那個女人已經死了。至於死因，在沒有進行詳細的化驗分析的情況下，他顯然不能直接判斷。這時有人提出了一個觀點，認為死亡可能是一隻黃蜂引起的。這個人是讓·杜邦先生。為了說明自己的假設，他指給我們看一隻黃蜂，說是自己弄死的。

“於是我們得出了一種看似可信的結論，大家都迅速接受了。死者脖子上有個針眼，很像黃蜂螫咬後留下的。而且飛機上確實有過一隻黃蜂。

“但就在這個時候，我很幸運地看見了另一件東西。它本來有可能被看成另一隻黃蜂，但實際上，它是一根毒針，纏著黑黃相間的絲帶。

“這時克蘭西先生走了過來，認為毒針是由某個部落的土著用吹管發射的。不久，你們都知道，吹管也被發現了。

“到達克裡登的時候，我腦子裡已經有了幾個主意。一旦我們落在了平穩的地面上，我的大腦就能進一步發揮它慣常的智慧了。”

“快說吧，波洛先生。”傑普說，“別假裝謙虛了。”

波洛瞥了他一眼，繼續說下去。

“首先，我注意到一點（大家也都注意到了），就是兇手的膽大妄為。而且竟然沒有一個人注意到！

“還有兩點使我費解，一是黃蜂的出現，它似乎來得太方便了；第二個是我們找到了吹管。我曾問過傑普，兇手為什麼不把兇器從通風口扔出去？那樣的話，毒針的來源就不易追蹤了，而吹管上面是有價籤的，查起來容易得多。

“結論是什麼？顯然，兇手希望我們能找到吹管。

“但為什麼呢？只有一個符合邏輯的答案。如果我們同時找到了一根毒針和一支吹管，會很自然地假設毒針是由吹管發射的。因此，實際上，兇手一定不是用吹管來發射毒針的。

“另一方面，化驗結果表明死亡確實是由毒針所致。我閉上眼睛問自己：將毒針置入頸部靜脈最可靠的方式是什麼呢？我立即有了答案：用手。

“這就使我們明白了為什麼那根吹管必須被找到。吹管意味著一件事：距離。如果我的理論正確，兇手一定不是隔著一段距離，而是走到吉塞爾夫人桌前，彎腰實施謀殺的。

“有誰能做到這一點？有兩個人，兩個乘務員，他們可以經過吉塞爾的座位，彎下腰去，誰也不會覺得奇怪。

“還有別人嗎？有，克蘭西先生。所有乘客當中只有他經過了吉塞爾的座位，而且也是他首先提出了用吹管發射毒針這一理論。”

克蘭西先生跳了起來。“我抗議，我抗議！這是誣陷。”

“坐下，”波洛說，“我還沒有把話說完。我正在講述我得出結論前的每一個步驟。

“於是我有了三個嫌疑人：米切爾、戴維斯和克蘭西。從表面上看，他們沒有一個人像是兇手，不過我們還需要做進一步的調查。

“接下來我又思考了黃蜂的事，它具有啟發意義。在送咖啡之前沒有人注意到它，這本身就有些蹊蹺。我設想了一種理論來解釋這件謀殺案。兇手為這起案子準備了兩種解釋。第一個，也是最簡單的一個：吉塞爾夫人是由黃蜂螫咬致死的，這意味著兇手需要找機會收回那根毒針。我和傑普都認為這本來是很容易辦到的，只要沒人懷疑到這個案子另有玄機。毒針上纏著的黃黑兩色絲帶，顯然是有意在模仿黃蜂。這是為兇手預設的第一種情況而準備的。

“兇手將毒針刺入吉塞爾夫人的頸部，同時放出了黃蜂。毒藥威力很大，死亡立即發生了。假如吉塞爾喊叫，由於飛機的噪聲，其他乘客也無法聽見。如果有人聽見了，那麼一隻嗡嗡飛舞的黃蜂就可以解釋驚叫的產生。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兇手的設想之一。但是，假如毒針在兇手收回之前就被發現——實際情況也是這樣，那麼事情就鬧大了，沒法當成自然死亡了。因此吹管不能被塞出通風口毀掉，而要讓它在搜查時輕易被我們找到，以使得吹管作為兇器的結論成立。這樣一來，會造成兇器是從一定距離外發射的印象，警方也會尋覓吹管的來源，將懷疑引向特定的方向。

“現在我對整個案子有了一套理論，同時又多了一個懷疑物件——讓·杜邦先生，那個提出黃蜂致死這一說法的人。而且他坐在過道邊，離吉塞爾夫人非常近，說不定可以在不引人注意的情況下探身實施謀殺。但另一方面，我認為他不太可能冒此風險。

“我繼續思考黃蜂的事情。假如兇手將黃蜂帶上飛機，並且在想要引發心理盲區的時候將其釋放出來，那他一定得有一隻類似小盒子的東西來裝黃蜂。

“於是我對乘客的行李物品產生了興趣。結果我遇到了完全沒有想到的結果。我找到了期待的東西，但它出現在一個錯誤的人身上。一個空的小火柴盒在蓋爾先生口袋裡被發現了。所有的人都證明他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座位，他只去過一次洗手間，然後回到了座位。

“儘管如此，蓋爾先生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作案的。他公文包裡的東西給出了一種可能性。”

“公文包？”諾曼·蓋爾被逗樂了，同時感到不解，“我現在都想不起來裡面裝著什麼了。”

波洛和藹地微笑說：“彆著急，我會說到那個的。現在先聽聽我最初的看法。現在我手上有了四個嫌疑人——從可能性上講，是兩個乘務員、克蘭西先生和蓋爾。

“現在，我開始從作案的動機上分析。如果動機能與可能性相符，我就找到兇手了。但是，我找不到這樣的線索。傑普總是指責我把事情弄複雜，但實際上，我都是從最簡單的角度來看問題的。吉塞爾夫人一死，誰會直接受益？顯然是那個還未出場的女兒，她將繼承一大筆財產。還有其他一些人——或者我們應該說，還可能有其他一些人，處在吉塞爾的控制之下。我們需要用淘汰法篩選機上的乘客。只有一個人與吉塞爾的聯絡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霍布里夫人。

“就動機而言，霍布里夫人的情況很明確。她從巴黎出發的前一天晚上曾經去找過吉塞爾。她走投無路，而她有一位年輕的演員朋友，可以裝扮成美國人去買那支吹管，還可以賄賂寰宇航空公司的售票員，確保吉塞爾夫人搭乘十二點鐘的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