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码头的路上,阎解放并不知道,自己早已被张明瑞在心里悄悄划了档次。
就算知道,他也只会一笑置之。
港城和内陆,本就是两套活法。港城人重排场、讲门面,一身行头、一辆车、一处宅子,都要明晃晃亮出来,才算得上体面。
内陆则讲究藏富、守拙,财不外露、祸不及身,越是风光,越要低头。
在阎解放看来,港城这些有钱人实在太高调,风头太盛,反倒不如闷声大财来得安稳——站得越高,摔得越惨,这道理他比谁都懂。
驱车抵达码头,两人弃车换乘轮渡,突突的马达声破开江面薄雾,朝着对岸缓缓驶去。
可刚一踏上港口关卡,阎解放就被人直接拦了下来,客客气气,却不容置疑地被请进了一间偏僻的小黑屋。
空荡的屋子里光线昏暗,只有一张旧木桌和两把椅子。
一个身材微胖的中年干事坐在对面,低头翻检着阎解放随身的包裹,不多时,便翻出了整整三十盒药品——感冒药、消炎药、止痛片,全是原封未拆的进口包装,码得整整齐齐。
干事抬眼看向他,语气带着几分审视:“说说吧,怎么回事,带这么多药品入境,你打算干什么。”
阎解放坐姿端正,神色平静,甚至还带着几分随和的笑,慢悠悠开口:
“同志,这事其实没那么复杂,我老丈人家就在内地,年岁大了,总惦记着老家亲戚不容易。眼看快过年了,送别的东西多了也不方便过关,思来想去,就带点常用药回去,乡里乡亲的,万一有个头疼脑热,也能应个急。”
今年是一九六四年。
日子一天天逼近,风色越来越紧,留给他准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自从被单位从工商局借调,派往港城公干那天起,阎解放就在暗地里盘算这件事。
直到港城那边的生意渐渐稳住、路子铺顺,他才真正迈出这第一步——也是决定往后能不能安稳度日的关键一步。
没办法,领导派他去港城,任务特殊,身份敏感,他不能推,也不敢推。
单位上层心里都清楚他去港城是做什么的,可偏偏不能明说、不能公示。
他必须给自己找一个明面合法、政治安全、不会被轻易波及的身份,一个能在风浪来时护住自己的护盾。
等真到风起云涌那天,别说他这种外派公干的人,就算是霍大佬那样声名在外的爱国华侨,也得夹紧尾巴、低调行事。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唯一稳妥、能扛事的靠山,就是侨办系统跟军管会。
那是一道真正倒不了的护身符。
上面早有明文规定,保护爱国港澳同胞及其在内地的家属,不得随意批斗、不得没收合法财产。
别的单位在运动里可能自身难保,可侨办这一条线,始终稳得住、扛得住,没人敢轻易去闹。
真闹大了,一顶“反华侨、反爱国”的帽子扣下来,谁都担待不起。
这层关系,他可以平时不用,但绝不能没有。
真到要命的时候,那是能救命的,所以,何佳涵的身份性质必须改。
必须以爱国港澳同胞的名义,正式挂上侨办这条线。
既能保住港城那一份家产,又能反过来庇护他这个在内地的家属,两头都稳。
若不是单位里牵扯太多、身不由己,他何至于这般处心积虑、步步为营?。
说不定此刻还在四九城过着安稳日子,不用在港城和内陆之间,走得这么小心翼翼。
中年干事皱了皱眉,继续追问:“你这次回彭城,具体是执行什么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