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們辦了一場茶會。卡斯雷克太太的外甥女來聖盧，她和伊莎貝拉曾經是同學，卡斯雷克太太是這麼說的。我根本沒辦法想象伊莎貝拉上學的樣子，所以，特雷莎提議邀請那個外甥女（現在是莫當特太太）以及卡斯雷克太太來喝茶的時候，我立刻就答應了。

“安·莫當特要來。她以前和你是同學吧？”

“有好幾個叫安的，”伊莎貝拉不是很確定地回答說，“有安·崔恩查德、安·蘭利和安·湯普森。”

“我忘記她結婚前姓什麼。卡斯雷克太太是有跟我說過。”

結果，安·莫當特是安·湯普森。她是個活潑的少婦，舉止強勢而自信，讓人不大舒服（至少我這麼覺得）。她在倫敦的某個政府部門工作，她先生則在另一個政府部門。她有一個小孩，為了方便起見，將小孩託放在某個地方，才不會干擾安·莫當特對戰事的重要貢獻。

“雖然我媽媽認為，轟炸已經結束了，我們現在可以考慮把託尼接回來。但說真的，我認為現階段要讓孩子待在倫敦太困難了。公寓太小，又找不到好保姆，還有吃飯的問題。而且，當然啦，我整天都不在家。”

“我真的覺得，”我說，“你有這麼多重要的工作，還生小孩，實在非常有公益精神。”

特雷莎坐在一個大銀茶盤後面，我看到她微微笑，同時輕輕地對我搖搖頭。

但年輕的莫當特太太對我說的話倒沒什麼不滿，事實上，她似乎還蠻高興。

“我確實覺得……”她說，“人不該逃避自己的責任。現在很需要小孩，特別是我們這個階級。”就好像後來才想到一樣，她又補充說，“而且，我將一切都獻給了託尼。”

接著她轉向伊莎貝拉，陷入聖尼尼安的往事回憶裡。我感覺在兩人的交談之中，其中一位似乎不大知道自己的角色，安·莫當特好幾次都得幫她一下。

卡斯雷克太太有些抱歉地對特雷莎低聲說：“抱歉，迪克遲到了。我不知道他是因為什麼事情而耽擱，通常他四點半就會到家。”

伊莎貝拉說：“我想加布裡埃爾少校和他在一起。加布裡埃爾少校十五分鐘前從露臺走過去。”

我很驚訝。我沒聽到有任何人經過。伊莎貝拉是背對著落地窗的，不可能看到有人走過去。我一直看著她，她絕沒有轉過頭，或是表現出任何注意到有人的跡象。當然，我知道她的聽力超乎常人地好，但我想知道她怎麼知道那是加布裡埃爾。

特雷莎說：“伊莎貝拉，如果你不介意——喔，不，請不用動，卡斯雷克太太——可以請你去隔壁問問他們兩位要不要過來一起喝杯茶嗎？”

我們看著伊莎貝拉高挑的身影消失在門邊，然後安·莫當特說：“伊莎貝拉真的一點都沒變，她還是一樣，總是那個最奇怪的女孩，像在夢裡一樣地走來走去。我們總說是因為她很聰明的關係。”

“聰明？”我尖聲說。

她轉向我。

“對，你不知道嗎？伊莎貝拉聰明得嚇人。我們的校長柯蒂斯小姐因為她不願意繼續去薩默維爾[1]唸書而非常傷心。她才十五歲就獲得入學許可，還得了好幾個獎。”

我還是傾向認為，伊莎貝拉是個外表迷人但並非有過人天賦的人。我依然不可置信地看著安·莫當特。

“她擅長什麼科目？”我問。

“喔，天文學和數學。她的數學好得嚇人，還有拉丁文和法文。只要她想學，沒有學不會的。不過你知道，她一點也不在乎。這讓柯蒂斯小姐很難過。伊莎貝拉好像只想回來，然後在這個悶熱的舊城堡裡住下來。”

伊莎貝拉和卡斯雷克、加布裡埃爾一起回來了。

茶會辦得非常成功。

“特雷莎，讓我想不通的是，”那天晚上我對她說，“我們完全不可能得知一個人究竟是什麼樣子。拿伊莎貝拉來說吧。那個叫莫當特的女人說她很有頭腦，我自己之前則認為她根本是個智障。還有，我會說她的其中一項特質是誠實，卡斯雷克太太卻說她很狡猾。狡猾呀！多糟糕的詞啊。加布裡埃爾說她志得意滿、裝模作樣。你……嗯，其實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想，因為你很少說出對其他人的看法。不過呢，嗯，一個在不同人眼中看來如此不同的人，她的真實面貌到底是什麼？”

很少加入談話的羅伯特不安地動了一下，並出人意料地說：“但那不就是重點嗎？在不同人的眼中，人就是有不同的樣子，事物——譬如說樹或海——也是一樣。也好比兩個畫家畫出來的作品，就會讓人對聖盧港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你是說，一個用自然主義的畫法，而另一個用象徵式的嗎？”

羅伯特有點疲倦地搖搖頭。他討厭與人聊繪畫，從來都找不到適當的說法來表達他的意思。“不是，”他說，“他們根本就用不同的方式在‘看’。也許可以說——我不知道——你從所有事情裡面挑出對你重要的東西。”

“你覺得我們對人也是如此嗎？但不可能出現兩個完全相反的特質吧？譬如伊莎貝拉不可能同時很聰明又很智障！”

“休，我覺得你對這件事的判斷錯誤。”特雷莎說。

“噢，特雷莎！”

特雷莎微微一笑。她緩緩地、深思地說：“你可以擁有一項特質而不用它，因為你有更簡單的方法可以達到一樣的結果，或者因為……對，那是比較有可能的……因為這樣比較省事。重點是，休，我們所有的人已經離‘單純’這麼遠，以至於現在遇上‘單純’時都不知道那是什麼了。去感覺一樣事物，比思考它簡單得多，麻煩也少得多。只是在複雜的文明生活裡，單靠感覺不夠精確。

“我可以舉例說明我的意思，你知道的，這有點像是如果有人問你現在是什麼時候，早上、中午還是晚上，你不需要思考就能回答，也不需要精確的知識或是日晷、水鍾、經線儀、手錶、時鐘這類儀器。但如果你與人有約要去趕火車，而需要在特定時間、出現在特定地點，那麼你就得思考，設計一套複雜的機制來達到準確性。

“我想，面對人生的態度也是如此；你感到快樂，你被激怒，你喜歡某人或某物，你不喜歡某人或某物，你感到難過。休，像你和我這種人（羅伯特就不屬於這型別），會揣測自己的感覺，會分析自己的感覺、思考自己的感覺。我們檢視整件事，然後給自己一個理由。‘因為這樣那樣，所以我很快樂；因為這樣那樣，所以我喜歡這個那個；我今天很難過，因為這樣那樣。’只不過，往往我們所歸結的理由都是錯的，我們任性地欺騙自己。但是伊莎貝拉，我覺得啦，她不會揣測，不會問自己為什麼，從來不會。因為，老實說，她對此不感興趣。如果你要她思考，告訴你為什麼她對某些事物有她的感受，我想她可以非常準確地想清楚，然後給你正確答案。不過她像被供在壁爐上那種效能好又昂貴的鐘，從未上過發條，因為在她的生活中，知道確切的時間根本不重要。

“可是在聖尼尼安的時候，她被要求要使用她的智力，她確實也發揮了這項能力，但並不是……我應該說，她的智力並不是特別在思索方面，她偏好數學、語言和天文學這類不需要想象力的科目。我們所有人都需要想象力和思索來提供逃脫的管道，一種抽離、跳脫我們自己的方式。伊莎貝拉不需要脫離自己，她可以和自己相處，與自己達到和諧一致。她不需要更復雜的生活方式。

“也許中世紀的所有人都像她那樣，甚至到了伊麗莎白時期還是如此。我在一本書裡看過一句話：所謂‘偉大的人’在那時候只有一個意義——一個擁有龐大資產的人，一個有錢有勢的人，就那麼簡單。完全沒有我們後來加諸的精神及道德層面上的意義，這個詞和人格沒有任何關係。”

“你的意思是說，”我說，“這些人面對人生的態度是具體而直接的，他們沒想那麼多？”

“對，哈姆雷特和他思索的那些東西、他的‘生存還是死亡’[2]，和那個時代格格不入，以至於從那時開始，有很長一段時間，評論家譴責《哈姆雷特》這出戏，因為它在情節上有致命的弱點。‘沒有任何理由，’其中一人說，‘讓哈姆雷特不在第一幕就殺了國王。唯一的理由就是：如果他那時殺了國王，後面就沒戲唱了！’對他們來說，有一出關於人格的戲是很不可置信的。

“但如今我們全都成了哈姆雷特和麥克白[3]了。我們老是在問自己……”她的聲音突然顯得十分疲憊，“‘生存還是死亡？’不管是活著好還是死了好，我們就像哈姆雷特分析（並嫉妒！）福廷布拉斯[4]一樣，分析成功的人。

“現在福廷布拉斯變成易於理解的角色了。他勇往直前、充滿自信，從來不問自己問題。現在還有多少人像他這樣？我想不多了。”

“你覺得伊莎貝拉是女生版的福廷布拉斯？”我問，面帶微笑。

特雷莎也露出微笑。

“沒有那麼好戰，不過同樣目標直接、單純率直。她一定不會問自己：‘我為什麼是我這個樣子？我真正的感覺是什麼？’她知道自己的感覺，她就是她。”特雷莎輕柔地加了一句，“而且只要是她必須做的事，她都會去做。”

“你是說她相信宿命？”

“不。但我不認為她有過任何選擇。她從來不會看到事情有兩種選項的可能，只會有一種；她也絕不會想到要回頭，總是繼續向前走。對伊莎貝拉來說，沒有回頭這種事……”

“我想知道，我們之中是否有任何人可以回頭！”我憤憤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