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寒风像是一把看不见的剃刀,肆无忌惮地刮过这座繁华却冷漠的城市街头,行道树上仅存的几片枯叶被卷得漫天飞舞,预示着感恩节那个充满火鸡味和虚伪家庭聚会的节日即将来临。
为了那个梦想中拥有大浴缸和绝对隔音的“淫乱乐园”,我不得不暂时从那张充满了粉色气息的双人床垫上爬起来,一头扎进这个光怪陆离的资本主义大染缸里,开始了我那充满了荒诞色彩的打工生涯。
留学生打黑工这种事在这个国家简直就是公开的秘密,只要你不去抢那些有工会保护的铁饭碗,没人会管你是拿着F1签证还是旅游签。
我下载了几个当时刚刚兴起的零工app,注册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名字,便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
第一份工作是给住在富人区的一位名叫凡妮莎的太太遛狗。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却冷得刺骨的下午,当我敲开那扇雕花的红木大门时,迎接我的不是那两只传说中拥有皇室血统的巨型贵宾犬,而是一个穿着丝绸晨袍、手里端着马提尼的中年美妇。
凡妮莎太太保养得极好,那张脸上虽然有些许岁月的痕迹,却被昂贵的化妆品填补得恰到好处,反而增添了一种成熟蜜桃般的风韵。
“噢,你就是那个新来的…遛狗师?”她倚在门框上,晨袍的领口开得极低,露出里面大半个丰满白皙的乳球,那深邃的乳沟里甚至还挂着几滴没擦干的酒渍。
她那双画着精致眼线的眼睛肆无忌惮地在我身上扫视,像是在打量一块刚上市的鲜肉,“啧啧…现在的留学生都这么…强壮吗?”
所谓的遛狗简直就是个笑话。
那两只名叫“路易”和“可可”的狗比我还娇贵,走了不到两个街区就赖在地上不肯动,非要我抱着。
当我气喘吁吁地把这两坨移动的棉花糖送回去时,凡妮莎太太正坐在客厅的沙上,那条晨袍的下摆“不经意”地滑落到了大腿根部,露出里面那条黑色的蕾丝内裤。
她手里拿着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并没有直接递给我,而是塞进了自己那深不见底的乳沟里,冲我勾了勾手指“过来拿啊,小帅哥…这是你的小费…如果你愿意帮我”修理“一下楼上的水管…我可以给你更多哦…”
那种赤裸裸的、仿佛要将我连皮带骨吞下去的眼神,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美国社会所谓的“险恶”——在这里,猎人和猎物的身份随时可能互换,特别是当你面对一个欲求不满的富婆时,你的贞操可能比你的签证还要危险。
逃离了凡妮莎太太的盘丝洞,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市中心的一家高档酒店,那里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商务酒会,急需临时侍应生。
换上那身稍微有些紧绷的黑马甲和白衬衫,我端着装满香槟的托盘,像个隐形人一样穿梭在那群衣冠楚楚的精英中间。
这里的空气里弥漫着昂贵的雪茄味和更加昂贵的虚伪。
那些西装革履的男人们一边高谈阔论着股市和政治,一边用那只戴著名表的手在身旁女伴的屁股上肆意揉捏。
我亲眼看到一个秃顶的胖子借着酒劲,把一大把钞票塞进了一个年轻女侍应生的胸衣里,而那个女孩只是僵硬地笑了笑,并没有拒绝。
甚至在去后厨补货的路上,我在那条狭窄的员工通道里,撞见了一对正在激吻的男女,那个男的裤子都褪到了一半,而那个女的——看打扮应该是某位高管的秘书——正跪在地上,卖力地吞吐着那根丑陋的东西。
他们看到我经过,非但没有停下,那个男的甚至还冲我挑衅地扬了扬下巴,眼神里满是那种上位者对底层的蔑视与炫耀。
这就是这个社会的另一面,光鲜亮丽的皮囊下,流淌着的是欲望与金钱的脓水。在这里,只要有钱,似乎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这么“刺激”。
我还接过去帮人搬家的活计。
那是一对住在布鲁克林老旧公寓里的年轻情侣,屋子里乱得像是刚被龙卷风袭击过。
在搬动那个沉重的旧沙时,从坐垫缝隙里掉出来的一堆东西差点闪瞎我的眼——各种尺寸的假阳具、手铐、皮鞭,甚至还有一个看起来用过很久的充气娃娃。
那对情侣对此毫不在意,那个梳着脏辫的男生甚至还捡起一个最大的假鸡巴,冲我挥了挥,笑着说“嘿,兄弟,这可是个好东西,要不要送给你?”
我尴尬地拒绝了,心里却在想,要是把这玩意儿带回去,艾米丽那个疯女人指不定会怎么折腾艾莉呢。
虽然这些工作千奇百怪,甚至充满了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陷阱”,但每当深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那个拥挤的小窝,看着手机银行账户里不断增长的数字,那种踏实感却是实实在在的。
这些美金虽然带着汗水甚至是一点点屈辱的味道,但它们将变成那把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那个拥有大浴缸、落地窗,可以让我们三个人在里面没日没夜、肆无忌惮地翻滚、浪叫、做爱的淫乱天堂。
随着感恩节的临近,街头的节日气氛越来越浓,而我的小金库却是像无底洞更本填不满。
现实总是像一盆冰水,毫不留情地浇灭我们在床上构筑的那些粉红色幻想。
连续跑了三天,看了不下十处房源,那种想要打造“私密淫窟”的热情已经被残酷的高房价和糟糕的房屋状况磨蚀得所剩无几。
我们三人凑在一起的那点钱,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大学城周边,要么只能租到那种隔音效果约等于零、隔壁放个屁都能听得一清二楚的廉价板房,要么就是那种虽然位置偏僻但设施老旧、连个像样淋浴头都没有的地下室。
至于我们心心念念的“大浴缸”和“落地窗”,在房产中介那看白痴一样的眼神里,彻底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笑话。
“啧,又是这种破地方。”
刚刚从一间散着霉味和猫尿味的一居室里走出来,艾米丽嫌弃地拍打着身上那件昂贵的毛呢大衣,仿佛那里沾上了什么病毒。
她那双被高跟长靴包裹的美腿不耐烦地踢着路边的小石子,那张画着精致妆容的脸上写满了失望。
“要不…我们还是再挤挤吧?”艾莉怯生生地拉了拉我的衣袖,她虽然也很想要个大房子,但看着我和姐姐为了钱愁,懂事的她总是想要退而求其次。
“不行!”我和艾米丽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反驳。
开玩笑,再在那张地铺上挤下去,我的腰都要断了,而且那种随时可能被邻居投诉、被同学议论的日子,我是受够了。
回到那个拥挤不堪的小窝,看着满屋子堆积如山的杂物,我深吸了一口气,终于下定了决心。
“我给家里打个电话。”
我拿出手机,看着那个熟悉的号码,心里其实有些打鼓。
毕竟对于传统的中国父母来说,过年不回家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更何况还要在这个节骨眼上伸手要钱(虽然名义上是省下的机票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