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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里的疏离与停在原地的我（第1页）

案卷里的疏离与停在原地的我

入职第一周的周三早晨，槐城的阳光透过啓承律所22楼的落地窗，在会议室的长条桌上投下明亮的光斑。我抱着厚厚的商业诉讼案卷，提前十分钟抵达会议室时，马嘉祺已经坐在主位上，指尖夹着钢笔，正低头翻看案卷首页的案件摘要，深灰色西装的袖口挽至小臂，银质袖扣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光。

“马合夥人。”我轻声打招呼，将案卷放在他手边的空位上，刻意保持着半米的距离——这是入职五天来，我与他之间默认的“职场安全距离”。从入职第一天对接劳动纠纷案子，到後来参与专利侵权案的证据梳理，他始终以“陈律师”称呼我，语气平和专业，没有一句多馀的寒暄，仿佛我们真的只是刚认识的同事，那些在槐城共同度过的青春与时光，都成了从未提及的过往。

他擡头看了我一眼，点头示意“坐”，目光便重新落回案卷上，笔尖在摘要上圈画出几个关键信息，动作流畅利落：“今天重点过被告方提交的证据链，尤其是第三部分关于‘商业秘密侵权’的举证，对方律师在庭前会议上提出了新的质证方向，我们需要提前补全漏洞。”

陆续有团队成员走进会议室，林姐路过我身边时，悄悄冲我眨了眨眼，用口型说“马律师对案子超严，别紧张”。我攥了攥手心，将提前准备好的证据清单铺在桌上，指尖反复摩挲着纸张边缘——为了这次会议，我熬了两个通宵，逐页核对证据的时间节点丶证人证言的逻辑闭环，甚至将对方可能提出的质疑都列成了表格，可面对马嘉祺时，心里还是忍不住发慌，既怕工作出疏漏，更怕从他眼里看到一丝一毫的“失望”。

会议正式开始，团队里的资深律师先汇报被告方的证据分析，马嘉祺听得很专注，偶尔会打断提问：“这份财务报表的审计时间是去年三月，而侵权行为发生在二月，时间线存在矛盾，为什麽没有标注？”“证人与被告方存在亲属关系，证言的证明力需要重新评估，有没有补充的旁证？”他的问题精准犀利，每一个都戳中要害，会议室里的氛围渐渐变得严肃，连翻页的声音都轻了许多。

轮到我汇报“商业秘密保护措施”部分时，我的声音有些发紧：“被告方主张我方客户未采取合理保护措施，我们梳理了客户的保密协议丶服务器加密记录……”话还没说完，马嘉祺突然擡手打断，指尖指向我PPT上的某一页：“这里有疏漏。”

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有批评，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专业感，目光落在屏幕上，清晰地指出：“客户与员工签订的保密协议中，未明确‘商业秘密的具体范围’，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这会影响‘合理保护措施’的认定，对方律师很可能抓住这一点攻击我们。”

我猛地攥紧手里的笔，指尖瞬间泛白——这是我昨晚核对时漏掉的细节，明明在清单上标注了“需补充协议条款”，汇报时却因为紧张忘了提及。我慌忙低头翻看案卷，想解释“已经准备了补充说明”，却对上马嘉祺的目光——他的眼神很淡，没有责备，也没有任何私人情绪，就像在看待一个普通的工作失误，仿佛站在他面前的，只是一个需要纠正错误的下属，而非那个曾被他写“你超厉害的”便签丶被他揣着热红薯等了很久的人。

“会後把补充说明整理成书面材料，最晚明天上午发给我。”他没有追问原因，也没有多馀的话，转而对下一位同事说“继续”，仿佛刚才的插曲从未发生。我坐在椅子上，後背渗出一层薄汗，手里的修改清单被攥得变了形，纸上的字迹都变得模糊——原来，他真的已经放下了过去，那些在临江的日夜里，我反复回想的丶担心的丶期待的，在他这里，都成了不值一提的过往。

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散会时马嘉祺留下最後一句安排：“周五前把所有修改後的材料汇总，我要跟客户做最终沟通。”说完，他拿起案卷和笔记本，径直走出会议室，没有回头，甚至没有看我一眼。团队成员陆续离开，林姐拍了拍我的肩膀：“别往心里去，马律师对案子一直这麽严，上次我也因为一个小疏漏被指出来，他不是针对你。”

我勉强笑了笑，收拾好桌上的材料，却没有立刻离开会议室。我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看着马嘉祺刚才坐过的位置，阳光依旧明亮，却照不暖心里的寒意。入职这一周，我无数次在加班时看到他办公室的灯亮着，无数次在茶水间与他偶遇，他始终保持着礼貌的距离，打招呼时的微笑都带着职场的分寸感，没有问过我“临江的生活怎麽样”，没有提过“槐城的变化”，更没有提起过我们共同的过去。

我想起离开槐城的那个凌晨，我以为他会生气，会难过，会像高中时那样，找到我，问“为什麽要走”；想起在临江的四年里，我无数次梦到他来找我，梦到我们在便利店门口重逢；想起面试时他叫住我，问“这四年你在哪”，我以为那是他还在乎的信号，以为我们之间还有机会弥补。可现在看来，那些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他早已走出了过去，活成了更成熟丶更专业的“马合夥人”，而我，还停留在原地，抱着那些残存的回忆，不肯放手。

我走出会议室时，路过马嘉祺的办公室，门虚掩着，能听到他打电话的声音，温和却疏离：“王总，关于案子的修改方向……”他的语气和开会时一模一样，专业丶冷静，没有任何私人情绪。我攥紧手里的修改清单，快步走回工位，指尖依旧泛白——或许，我早该认清现实，我们之间，早已不是当年的少年少女，四年的时光，不仅改变了他的身份，也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已经往前走了很远，而我，还在原地徘徊，抱着那些不切实际的期待，自欺欺人。

回到工位後，我打开电脑，开始整理补充说明材料。指尖敲击键盘的声音很响，却盖不住心里的失落。我看着屏幕上“商业秘密范围”的条款，突然想起在槐城时，马嘉祺帮我改实习报告的场景——他也是这样，耐心地指出我的疏漏，却会在说完後，递过来一颗橘子味的糖，说“没关系，下次注意就好”。可现在，他只会说“明天上午发给我”，没有糖，没有安慰，只有冰冷的工作安排。

下午加班时，我去茶水间泡咖啡，遇到马嘉祺也在那里。他正在接水，看到我，点了点头：“修改材料进展怎麽样？”“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今晚能完成。”我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不用熬太晚，注意休息。”他说完，端着水杯离开，没有停留。

我站在茶水间，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手里的咖啡渐渐变凉。原来，最难过的不是他还记得，也不是他忘了，而是他以一种极其平静的方式，将我们的过去彻底归为“职场无关”，让我连难过的资格都没有。我以为回来就能弥补遗憾，却发现，有些遗憾，早在我转身离开的那个凌晨，就已经注定了结局——他早已放下，是我还停留在原地，不肯承认而已。

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十点，终于整理好补充材料，发给马嘉祺的邮箱後，我关掉电脑，走出律所。槐城的夜晚很安静，路灯的光落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我走在曾经和马嘉祺一起走过的路上，路过那家熟悉的便利店，里面依旧亮着暖黄的灯，薄荷糖的海报还贴在玻璃门上。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进去——就像我和他之间，有些门，一旦关上，就再也打不开了。

我掏出手机，翻出那张泛黄的便签照片，上面的“你超厉害的”依旧清晰。我看着那行字，眼泪突然掉下来——原来，我一直不肯放下的，不是他，而是那个被他鼓励过丶相信过的自己。在临江的四年里，我努力成为“厉害”的律师，以为这样就能配得上他，却忘了，当他已经放下过去时，我的“厉害”，早已没有了意义。

回到租住的公寓，我把那张便签从笔记本里取出来，轻轻放在抽屉最深处。或许，我该学着放下了，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期待，放下那些残存的回忆，像他一样，专注于眼前的工作，专注于自己的生活。毕竟，人总要往前走，不能一直停留在原地，哪怕前方没有他，也要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像他当年希望的那样，“超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