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荣誉和关注是把双刃剑。
报道出来的第二天,他就召集部里骨干开了个会,主题就是“反骄破满,查找差距,把荣誉转化为动力”,要求大家戒骄戒躁,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巩固复产成果、谋划长远展上来。
他这种冷静甚至有些刻意的低调,让一些原本等着看他“飘起来”的人,暗暗失望,也让真正了解他的人,更加佩服。
四合院里,随着年关将近,气氛也变得复杂起来。
洪水留下的创伤尚未完全平复,新的攀比、算计、期待与失落,在寒冬的空气中暗暗酵。
许大茂沉寂了一段时间后,似乎又缓过劲来,但不再像之前那样高调,而是变得有些阴沉,看人的眼神里多了些别的东西。
他和娄小娥的关系,表面平静,但据李秀芝从二大妈、三大妈那里听来的零星消息,似乎两人私下里有争吵,主要是为钱,也为许大茂一些不清不楚的“交际”。
傻柱和于海棠的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于海棠不再刻意躲避傻柱,偶尔还会接受傻柱送来的吃食,两人也能简单聊上几句。
傻柱倍受鼓舞,干活更加卖力。
……
洪水肆虐的痕迹,如同巨人粗粝的掌纹,依旧深深烙印在四九城的肌体之上。
倒塌的院墙勉强用碎砖和泥土垒起歪斜的轮廓,被冲垮的屋顶覆盖着颜色深浅不一的油毡,街道上淤积的黑色泥浆虽被清理,却在墙角、砖缝留下了无法完全祛除的污渍印记,散着若有若无的、混合了淤泥、霉变和消毒水气味的、属于灾难的独特气息。
年的冬天,就在这片百废待兴、人人脸上都带着劫后余生疲惫与重建家园焦灼的图景中,以一种格外清冷而沉重的姿态,悄然降临。
对王建国而言,这个冬天意味着更繁重的工作、更复杂的局面,以及一种因“出名”而被置于放大镜下的、无形的审视压力。
宣传报道带来的光环效应逐渐显现,部里和市里对肉联厂恢复重建的关注与支持力度明显加大。
电力增容的批文下来了,虽然只是增加了有限的负荷,但至少让那台老迈的柴油电机可以喘口气,让部分车间的照明和通风得以改善,也让那间依靠土法维持的冷库,能运行得稍微稳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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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吕厂长多方奔走和陈正部长私下过问,一条相对稳定的活猪供应渠道也艰难地建立起来。
虽然数量远不及灾前,但至少保证了那条“土法生产线”能够每周维持几天的运转,产出些合格的肉品,勉强维系着肉联厂作为“生产单位”的存在感,也艰难地保障着对医院、部队食堂等特殊单位的有限特供。
然而,光环之下,阴影同样浓重。
肉联厂内部的利益格局,因为这次“救灾典型”的出炉和王建国个人影响力的急剧上升,正在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一些原本就对他“火箭式”晋升心存芥蒂、或在各自领域有自己盘算的中层干部,看他的眼神多了些复杂的意味。
明面上自然是祝贺、恭维,但私下里,关于“王建国把功劳都算在自己头上”、“吕厂长被架空”、“土法复产是瞎胡闹,劳民伤财,不如等新设备”之类的流言,并未因蒋东方的提醒和报道的正面宣传而完全绝迹,反而在某些角落酵、变形,传递着一种隐晦的不满和抵触。
王建国对此心知肚明。
他像一台精密而冷静的仪器,过滤着这些杂音。
他深知,在体制内,尤其是在一个刚刚经历重创、资源极度紧张、人心思动的单位里,任何个人的“突出”都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他必须更加谨慎,更加注重团结,尤其是在处理与老领导吕厂长的关系上。
他主动找到吕厂长,就下一步恢复生产和长远规划,做了一次深入的长谈。
他没有大包大揽,而是以请教和汇报的姿态,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现有生产线优化、对泡水设备分类评估。
哪些可修,哪些需报废,哪些可改造利用、对技术人员培训、以及对未来可能的技术引进方向的思考。
他反复强调,这些想法都很不成熟,需要吕厂长掌舵,需要厂领导班子集体决策,更需要全厂职工共同努力。
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具体执行者”和“技术建议者”,绝口不提任何可能被视为“越权”或“架空”的举措。
吕厂长并非庸人,他自然能看出王建国的用意。
对于这个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年轻人如今的声望和实际能力,他心情复杂。
既有“青出于蓝”的欣慰,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对自身权威可能被挑战的隐忧。
但王建国的低调、务实和对他的充分尊重,极大地安抚了这种隐忧。
更重要的是,吕厂长清楚,在眼下这个烂摊子里,他离不开王建国这样能干事、肯干事、也干得成事的人。肉联厂要真正站起来,重现昔日荣光,王建国的技术和组织能力不可或缺,其背后隐约可见的部里支持更是珍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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