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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里的政治学习越来越频繁,内容却越来越空洞重复。他渴望的“进步”和“表现”机会似乎越来越少。
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两个儿子的“管教”上,试图通过对家庭的“革命化”管理,来证明自己的“觉悟”和“能力”,结果却使得家庭关系更加紧张,刘光天、刘光福兄弟俩对他越阳奉阴违,在外面的“活动”也更加隐秘。
刘海中感到一种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只能将郁闷泄在更频繁的、在院里背诵社论和“教育”邻居上,成了院里人见人躲的“官迷”。
许大茂的“活泛”,则进入了更“高端”的领域。
他利用娄家残存的关系和自己在轧钢厂放映员身份带来的便利,开始尝试搭建一个更隐蔽的“交际网络”。
他不倒卖紧俏物资,而是倒卖“信息”和“机会”。比如,某个单位要搞内部文艺汇演,需要借调放映设备和人手;
某个领导想弄两张热门样板戏的内部票;
甚至哪个部门有闲置的、可供“调剂”的废旧器材……许大茂总能“恰好”知道,并能“牵线搭桥”,从中捞取好处,或者积累人情。
他变得更加圆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领导面前恭敬有加,在有用的人面前慷慨大方,在傻柱这样的“对手”面前,则保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漠视。
他与娄小娥的关系,维持着表面的和谐,但两人之间那种精神世界的隔阂,似乎越来越深。
娄小娥更加沉默,有时会独自一人,在寒冷的午后,裹着大衣,在胡同里漫无目的地走上很久,眼神空茫,不知在想些什么。
傻柱的日子,在除夕夜的“无果”之后,陷入了一种煎熬的等待和缓慢的复苏。
于海棠没有再明确拒绝他,但也没有更进一步的表示。
两人在厂里遇到,能正常打招呼,偶尔说几句工作,但绝口不提那顿年夜饭。
傻柱牢记王建国的告诫,不再纠缠,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食堂工作中。
他主动请缨,负责食堂春节后一段时间的“伙食改善”计划,利用有限的食材,变着花样弄出些新菜式,居然得到了不少好评,连厂领导都在大会上表扬了食堂。
这多少弥补了一些他在感情上的挫败感,也让他在于海棠面前,似乎又多了一点“价值”。
他像一头受伤后默默舔舐伤口、同时努力打磨自己爪牙的野兽,等待着或许永远不会到来的下一次机会。
而秦淮茹,这个几乎被院里遗忘的女人,依旧如同一个沉默的幽灵。
街道关于“动员返乡”的工作,似乎因为某种更高层面的政策摇摆或精力转移而陷入了停滞,至少不再像之前那样咄咄逼人。
贾张氏依旧躺在里屋炕上,靠着秦淮茹那点微薄的补助和变卖最后家当换来的钱粮,维持着若有若无的生命迹象。
棒梗在西北劳改农场杳无音信。
秦淮茹每日依旧去轧钢厂“上班”——实际上只是在仓库角落有一个她的位置,几乎没什么活派给她,她也只是沉默地坐着,或者机械地擦拭着那些早已擦过无数遍的货架。
厂里似乎也默认了她的存在,只当是多养一个闲人,或许也是顾忌“烈属”身份和可能的社会影响。
她成了轧钢厂和四合院之间一个被忽略的流动符号,象征着某种被时代遗忘的悲惨与顽固。
王建国冷眼旁观着院里这一切。
他更加确信,四合院这个封闭的小生态,正在不可逆转地崩解。
旧的权威易中海已然失效,新的利益纠葛建立在更加赤裸和脆弱的基础上,而像秦淮茹、傻柱这样的个体,则在时代的夹缝和自身的性格局限中艰难挣扎。
这里不再是他需要投入过多精力的“战场”,顶多是一个需要偶尔关注、避免被意外波及的“后方”。
他的主战场,在部里,在肉联厂未来的蓝图上,也在如何利用像沈墨这样的“非主流”资源,为自己、也为手头的工作,打开新的可能性上。
他像一名冷静的棋手,在多个棋盘上同时落子,既要应对部里沉闷的大局,又要推动肉联厂具体的技术改进,还要在四合院维持基本的安宁,同时,谨慎地观察和评估着沈墨这个突然出现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变量”。
冬去春来,但年的春天,似乎依旧被严冬的余威紧紧缠绕着,看不到多少真正温暖的迹象。
王建国知道,真正的“停滞”,或许才刚刚开始。
而他要做的,是在这停滞的河流中,找到那些不易察觉的暗流和缝隙,为自己,也为那些依赖他的人,凿开一条通往未来的、哪怕极其狭窄的通道。
这需要智慧,需要耐心,更需要一种在沉默中积蓄力量的坚韧。
他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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