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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2章 稚嫩的理想主义（第2页）

“英国后来能逐渐取代荷兰，成为新的海洋霸主，原因很多。但《航海条例》的颁布、对专利制度的坚持、对契约精神的逐渐尊重，是基石之一。他们开始明白，保护一个明家的权益，最终能让整个国家工业受益；维护海上贸易的规则，比海盗式的劫掠更能带来持久繁荣。这是一种对‘长期收益’和‘系统可靠性’的信仰。”

她看向台下，语气诚恳：“各位老师，我读历史时就在想，我们今天强调的政治纪律、保密条例、工艺规范、安全规程，是不是也是在建立这样一套‘航海条例’？它可能暂时让人觉得束缚，觉得繁琐，就像当年那些习惯了自由劫掠的私掠船长讨厌《航海条例》一样。但历史似乎告诉我们，唯有建立起这样一套被大多数人认同并遵守的‘规则’，一个庞大、复杂、高风险的事业，才能避免因内部的混乱和短视而崩溃，才能航行得更稳、更远。”

丘岩的笔尖在笔记本上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记录。

“所以，”娄晓娥做了一个收束的手势，“尽管第一册里没有我们熟悉的烟囱和机床，但我看到的，是人类在面对巨大未知和挑战时，一些共通的、笨拙却又至关重要的努力。系统性地求知、创造性地组织、坚定地立规。”

“五百年前的探险家们，面对的是狂风巨浪和地图边缘标注的‘此处有龙’；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微观尺度上难以捉摸的‘工艺幽灵’和国际上严密的技术封锁。他们依靠帆船、罗盘和星图，我们依靠的是大家的智慧、双手和心中那份不甘人后的志气。历史的航道从未重复，但驱动航船破浪前行的某些精神内核，或许一直都在。”

她最后深吸一口气：“《大国崛起》后续，会写到工业革命，写到科技竞争。但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们今天在这个礼堂里所讨论的，在座各位在‘星河计划’中每一天所实践的，或许就是未来历史学家笔下，关于新中国如何在电子时代真正‘崛起’的、最激动人心的……序章。”

她鞠躬，礼堂里安静了一两秒，随即掌声响起。

不算热烈，但很扎实。

许多人脸上不再是淡漠或审视，而是陷入思考的神情。

提问环节。

丘岩第一个举手，他的问题非常直接：“娄晓娥同志，你提到‘规则’的重要性，并类比我们的纪律和规范。这是对的。但历史也显示，过于僵化的规则会扼杀活力。荷兰东印度公司后期就因官僚化而衰落。你认为，在我们现行的体制下，如何在‘集中统一’和‘激创新活力’之间找到平衡？具体到o厂建设，该如何做？”

问题很尖锐。

娄晓娥明显紧张了，她下意识地抿了抿嘴唇，看向台下时目光有些游离。

“丘书记，您这个问题很大。”她老实承认，“我读到的后期资料也提到了公司的僵化。我想，也许关键在于，规则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抵达彼岸’，而不是为了‘规则’本身。”

她努力组织语言：“比如，航海条例规定商船必须走固定航线以方便保护和征税，这保证了基本秩序。但如果有一天，一个船长在规避风暴时偶然现了一条更安全快捷的新航线，规则是否应该留有空间，去奖励和吸纳这个‘意外现’，而不是惩罚他偏离了既定航线？”

她越说越慢，边思考边说：“具体到我们，纪律和规范是我们的‘固定航线’，保证队伍不散、方向不偏。但或许我们还需要一个很小的、被允许的‘偏离与现’机制？比如，在严格的工艺纪律之外，能否有一个技术记录本，专门记录那些在攻关中偶然出现的、与当前任务目标不符但很有趣的‘异常现象’或‘突奇想’？哪怕暂时没用，也先存起来。这算不算在统一航向中，保留一点对‘意外新大陆’的敏感？”

这个回答有点天真，带着学生气的理想化。

丘岩脸上看不出赞同与否，只是点了点头：“嗯，保留对‘异常’的敏感。你继续。”

接着是上海机床厂的一位老专家，问题很具体：“娄晓娥同志，你说到荷兰的股份制凝聚了社会力量。但我们现在资源有限，不可能给每个创新者像股东那样的物质回报。在你看来，除了精神荣誉，还有什么能更有效地激励人们去进行那种艰苦的、长期的基础性研究？”

娄晓娥眼睛亮了一下，这个问题触到了她熟悉的领域，对人的关注。

“老师，我读瓦特改进蒸汽机的故事时，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合伙人博尔顿。在瓦特最困顿、实验一次次失败、周围人都觉得是浪费钱的十几年里，博尔顿几乎是用个人的信念和财力在支持他。他相信那个‘呼呼冒气’的东西未来能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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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声音柔和下来：“我们今天可能很难找到一个‘博尔顿’。但我们有集体。集体能不能在某些时候，扮演一点‘博尔顿’的角色？不是指给很多钱，而是，给真正有价值的研究者‘时间’和‘信任’。在他最拿不出成果、最不被理解的时候，不轻易撤走他的实验台，不轻易断定他的方向是错的。这种‘雪中送炭’的信任，或许比成功后的‘锦上添花’更能点燃一个人内心持久的火。”

她顿了顿，有些不好意思：“我知道这很难，资源这么紧张，但我总觉得，保护那点‘火种’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

老专家若有所思地“唔”了一声，没有追问。

陈光远举手了。

他的问题带着技术统帅特有的视野：“你的历史案例都是国家或公司层面的组织。那么，从这些跨越百年的组织兴衰中，你能否看到，一个像我们‘星河计划’这样的大型技术工程，应该如何避免‘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除了完成眼前的任务，我们该为这个领域留下些什么，才能真正奠定长远展的基础？”

这个问题让娄晓娥沉默了片刻。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再抬头时，眼神有些复杂。

“陈厂长，这个问题，我夜里有时也会想。看那些大航海时代兴起的城市，有的繁荣百年后沉寂了，有的却奠定了至今仍存的影响力。”

她尝试着说：“我觉得，一个伟大的工程，除了造出‘船’，或许更应该留下‘船坞’、‘航海术’和‘新的船长’。具体到我们，就是能不能通过o厂和‘星河计划’，带出一支真正理解全流程、能独立作战的队伍？能不能形成一套中国人自己的、从设计到制造的集成电路工艺知识库和标准体系？能不能让这种大协作的模式本身，成为一种可复制的经验？”

她的比喻仍显稚嫩，但核心指向是清晰的。

陈光远听得很认真，缓缓点了点头。

最后举手的是梁先生。

他没有起身，只是声音平稳地传来，却让全场不自觉地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