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看上去更偏向世情了。”看天幕介绍的故事是一回事,从字里行间搜寻西方生活的痕迹却也是正经事。比起简爱的个人成长和思想转变,这本《傲慢与偏见》将大量笔墨放在了生活细节和语言对话中,观看的人才好从中窥探到海外和西方生活的一角。
舞会,军官,农场,继承,书中女主角的父亲虽有财产,但因为没有儿子,身故后财产都会由远房侄子柯林斯继承,女儿们只能得到五千陪嫁,家中的夫人才会在婚姻相关如此急迫焦虑。
怪道如此,张居正轻拂袍袖,大明虽然已经有较为完整的地图和窥天大千里镜这等利器,可对千里万里之外人们如何生活行事却还是缺乏了解。天幕在讨论女性文学作品时呈现出的东西于他而言不仅是文学,而是所谓工业革命发生后的世界。
光从书中看,所谓的英国乡村并没有如天幕中说到的一样,完全以冰冷的机器代替人工,宾利和达西这等贵族的收入也还是以田产和房屋衡量。想必变革在最开始并不均衡,大多发生在城市,旧的贵族依然会选择更闲适的乡村生活。
身为大明王朝某种意义上的实权掌握者,张居正从这本书中读出的信息比常人要多出太多。伊丽莎白已经是难得聪慧先进的女性角色,但家中姐妹依然要将婚姻视为重中之重,无法真正从中脱离。
而三十年后的女性作品却已经有鲜明的家庭教师形象出现,女人开始走入社会寻求工作……工业革命改变的岂止是经济。
首辅顺着已知的脉络不断追溯,工业革命的结果自然是社会的剧变,而机器的变革需要煤炭和矿石,天幕说他们最开始以掠夺他人的土地和农民的田产积累力量,等到这些用尽后又该如何,再向何处寻觅。而有这样的生产基础,又能造出什么样的武器?
张居正凝望着西方的爱情故事,想的却是百年后的枪炮和火光。
【伊丽莎白争取个人平等幸福后三十余年,出现了更尖锐叛逆的简爱,又过了三十余年,出现了娜拉。而东方和西方文学的交融,也不止于意境,也出现了新的合流——娜拉在《玩偶之家》中的出走,红拂在萍水相逢后的夜奔,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女人的共同逃离。
娜拉在丈夫解除危机前后的变脸中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只是一个玩偶,毅然选择了离家出走。近代对此的评价是来自鲁迅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提出她要么堕落,要么回来,因为整体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出走也只是从旧的限制走向新限制。
因而他写了《伤逝》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男女主角作为新青年反抗旧的婚姻制度,可真心相爱的激情在柴米油盐中消耗殆尽。经济的重压无法抵抗,男主角的爱也消逝了,出走的娜拉又回到家中,在无爱的黑暗中死去。
冷眼看世情,鲁迅早就意识到悲剧的根由在哪里,除了经济上的伤情和逝去,更具有代表性的是他的另一部作品与其中的人物。
《祝福》。】
中外女性文学22
【每次说起历史,说起文学创作,我们总会听到不同的声音。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看同样的东西,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有时候站在皇帝角度观察手下的大臣,文官集团害人啊,阻碍朕的宏图伟业,变革之心都被腐朽的老臣耽误了,无人明白帝王的苦心。
站在臣子角度看,皇帝简直是想一出是一出的神经病,没有赤胆忠心的臣子死谏拦着,天早塌了。就算这样也落不到好,该贬官还是贬官,用你的时候是爱臣,不用你的时候夕贬潮阳路八千,从小到大学了多少首宦海沉浮的诗文,漫漫文学史,千行臣子泪。
而在普通老百姓的眼里,不管是君还是臣,光耀千秋的帝王或名垂千古的臣子,那都是剥削阶级,改变不了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封建社会平民的一切都只落于《山坡羊·潼关怀古》那一句,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再换到女性视角看,原本作为受害人的普通百姓中,又有部分人会成为新的加害者。贫苦人家将新生的女婴溺死,妻女受尽磋磨,up和大多数观众作为女性,对相关话题的领悟和共情也比男性更深。社会地位和关系不断迭代,受害的对象也不断变化。
在历史相关叙述中,我们的视角其实一直在变。谈论庙号帝号或继承人相关,后人可以从旁观的视角冷静地抽丝剥茧,解读政治背后的暗流和风波,而在这些王侯将相的故事中,普通人出现的时刻很少;讲到中外女性文学,视线又大多聚焦于文学,女性文学家和她们对应的作品也各有时代和身份的局限性。
平凡贫苦的百姓在历史和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却又很少被直面。君臣在政治斗争中博弈,文人写诗抒发自己的情感,世情事态会被写进小说,但大多数时候只围绕着作者自身的环境和阶级。比如《红楼梦》,涉及的东西够广吧,曹雪芹够落魄了吧,可书中的底层形象也是府中的丫鬟伶人,不可能出现大街上衣不蔽体要饭的,刘姥姥反而是外来世界误入的那位。
因此,来自民间唱硕鼠和黄鸟的诗经与乐府歌声隐去后,杜甫的诗歌和白居易的新乐府就显得无比难得。三吏三别用不同的身份讲同样的征兵之苦,《卖炭翁》苦宫市,老妪能解的诗文写“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衣服单薄无法取暖却担忧炭价,寥寥几字说尽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