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来眠回归寂静后的第一天,胖子一大早就来敲卧室的门。
说是敲,其实就是在门上拍了两下,然后隔着门板喊了一声:“天真!起了没?上山挖笋了!”他的声音带着那种一大早就精力过剩的亢奋,跟公鸡打鸣似的,在清晨安静的走廊里回荡了好几秒。
我在被窝里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闷闷地回了一句:“这才几点?”
“六点半了!太阳都晒屁股了!”胖子又在门上拍了两下,“快点快点,昨天下了雨,今天的笋最嫩,再过两天就老了。小哥都起来了,就等你了。”
我听到“小哥都起来了”这句话,翻身的动作顿了一下。把被子从头上掀开一条缝,往床的另一侧看了一眼——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放得端端正正,床单上没有一丝褶皱,人已经不知道起来多久了。他起床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人的安静程度已经到了非人类的级别,连掀被子、穿衣服、下床、穿鞋这些动作都能做到完全无声,我有时候怀疑他是不是连呼吸都能控制。
我坐起来,揉了揉眼睛,头乱得跟鸡窝一样。窗外的天已经亮了,但不是那种大亮,是那种刚亮不久的、带着一点灰蓝色的、清晨特有的光。窗帘没有完全拉上,留了一条缝,从那条缝里能看到院子里的柿子树光秃秃的枝丫,和枝丫后面那片灰蓝色的、还挂着几颗残星的天。
“知道了,马上。”我朝门口喊了一声。
胖子的脚步声远了,往厨房方向去了。我坐在床上了会儿呆,打了个哈欠,然后掀开被子下了床。脚踩在地板上的时候凉意从脚底窜上来,激得我彻底清醒了。我趿拉着拖鞋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清晨的光线一下子涌进来,整个房间都被照亮了。
院子里,小哥正在整理挖笋的工具。他蹲在石桌旁边,面前摆着竹筐、锄头、折叠铲、手套,一样一样地检查过去。锄头的刃口他用手摸了摸,大概是在确认够不够锋利;折叠铲的折叠关节他扳了两下,确认没有生锈卡顿;手套他抖了抖,把里面可能存在的虫子或灰尘抖出来,然后叠好放在竹筐里。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专注,像在进行某种仪式,每一个步骤都有条不紊,不急不躁,跟他做所有事情一样。
我看了他几秒,然后转身去洗漱。洗漱的时候胖子在厨房门口堵住了我,往我手里塞了一个馒头,说:“先垫吧垫吧,到了山上再吃也行。”馒头是热的,应该是早上现蒸的,白胖白胖的,冒着热气,拿在手里烫烫的,左手倒右手倒了两下才拿住。我掰了一半塞进嘴里,馒头很软,带着一股淡淡的麦香和碱味,是那种最朴素的、没有加任何东西的白面馒头,嚼起来有一点点甜。
“天真,”胖子靠在厨房门框上,手里也拿着一个馒头,一边嚼一边说,“今天咱们去后山那片竹林,上次去的是半山腰那片,这次往上走,山顶那边还有一片,去年我偶然现的,竹子没那么密,但笋比下面的粗,上次挖了几个,好吃得不得了。”
“山顶?多高?”我问。
“不高不高,走快点四十分钟就到了。”胖子说,“你最近体力不是好了吗?正好练练。小哥上次一个人上去,二十分钟就到了,跟飞一样。”
我看了一眼院子里的小哥,他没抬头,但我总觉得他听到了胖子的话,因为他的手在锄头上顿了一下,然后又继续擦了。
我换了一身适合上山的衣服——一件旧卫衣,穿了好几年的那种,袖口有点起毛了,但胜在舒服;一条工装裤,口袋多,可以装手套、手机、水壶之类的小东西;一双登山鞋,是在杭州的时候买的,买来之后没穿过几次,鞋底的纹路还跟新的一样。我在镜子前照了照,觉得自己看起来还挺像个正经上山干活的人的,不像以前那样一看就是城里来的。
小哥也换了一身衣服,但在我看来跟他平时穿的那身没什么区别——深色的冲锋衣、深色的裤子、深色的鞋子,唯一的区别大概是今天穿的这件冲锋衣比平时那件薄一点,因为今天天气不错,太阳出来了,没那么冷。
胖子穿得最夸张,军大衣、毛线帽、围巾、手套,把自己裹得跟个粽子一样。我说你穿这么多待会儿爬山不热吗?他说热了可以脱,冷了没得加,这叫有备无患。我说你那个军大衣脱下来往哪儿放?他说往你身上放。我说滚。
准备妥当之后,我们三个出了门。胖子走在最前面,背着一个大竹筐,竹筐里装着锄头、铲子和几个塑料袋;小哥走在中间,背着一个轻便的帆布包,包里大概装了水和干粮;我跟在后面,什么也没背,就手里拿着一个小铲子——就是小哥上次给我的那把,我一直放在门口的鞋柜上,拿起来很方便。
清晨的雨村有一种说不出的好。
空气是凉的,但不是那种刺骨的凉,是那种清清爽爽的、带着露水和泥土气息的凉。吸一口进肺里,整个人的精神都为之一振,像是有人在你身体里面打开了一扇窗户,把所有的浑浊都放了出去,把新鲜的、干净的、带着生命力的东西放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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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已经完全亮了,太阳从东边的山脊线上探出了头,金红色的光线斜斜地洒下来,把村子里的屋顶、树梢、田埂都镀上了一层暖色。路边的草丛里挂着露水,每一片草叶的尖端都缀着一颗晶莹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像是一颗颗极小极小的钻石。田里的油菜花开得更盛了,昨天还是零零星星的几朵,今天再看已经是成片成片的金黄,铺天盖地的,像是一块巨大的金色地毯从山脚一直铺到村口。几只蜜蜂已经开工了,嗡嗡嗡地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忙得不可开交。
我们沿着村后的石板路往上走。石板路不长,走了大概十分钟就到了尽头,再往前就是土路了。土路比石板路难走一些,因为昨天刚下过雨,路面还有点湿,有些地方踩上去会微微下陷,鞋底会沾上一层薄薄的泥。但走在上面很舒服,泥土软软的,不像水泥路那样硬邦邦的,每一步都像踩在一块柔软的海绵上。
路两边的树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农田和菜地,走着走着农田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树林和灌木丛。树的种类很多,有松树、杉树、樟树、枫树,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松树的叶子是深绿色的,针状的,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杉树的树干笔直笔直的,像一根根插在地上的针;樟树的叶子很密,树冠像一把巨大的伞,把阳光挡在外面,只漏下斑斑驳驳的光点。
空气里弥漫着植物的气味。松脂的清香、腐叶的潮湿气息、泥土的腥味、还有一点点野花的甜香,所有的气味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复杂的、层次丰富的、让人想深呼吸的味道。
胖子走在前面,一边走一边回头跟我说话:“天真,你走快点,别掉队了。上次我带一个人上山,那人走到一半就不行了,蹲在路边喘气,我等他等了二十分钟。你看人家小哥,走得多轻松。”
我看了一眼走在前面的小哥。他的步伐确实很轻松,不快不慢,每一步的间距都差不多,呼吸也很平稳,完全看不出是在爬山,倒像是在平地上散步。他的背挺得很直,肩膀很放松,双手自然下垂,随着步伐微微摆动。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在他身上,在他的衣服上投下一块块移动的光斑,像是有谁在他身上画了一幅流动的画。
“我跟小哥比什么?”我说,“他走山路跟走平路一样,我是正常人。”
“正常人?你也好意思说自己是正常人?”胖子嗤了一声,“正常的杭州人会在雨村开饭馆?正常的小饭馆老板会上山挖笋?”
“那你说我是什么人?”
“你是天真同志,”胖子一本正经地说,“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是雨村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是喜来眠餐饮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ceo。”
我被他说得哭笑不得,加快了脚步,跟上了他的节奏。
走了大概半个小时,路开始变陡了。土路变成了山路,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被人踩出来的、稍微平坦一点的地方。有些地方需要用手扶着旁边的树干才能上去,有些地方需要跨过横在路上的树根和石头。胖子开始喘了,但嘴还是没停:“天真,你看那边,那棵松树上有个鸟窝,去年我上去看过,里面有四个蛋,蓝色的,特别好看。今年不知道还在不在。”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一棵高大的松树上,在枝丫的分叉处,确实有一个鸟窝,用枯枝和干草搭成的,圆圆的,像一个倒扣的碗。窝里有鸟叫声,细细的、嫩嫩的,像是刚孵出来的小鸟在叫。
“别去打扰人家,”我说,“人家一家子住得好好的。”
“我又没说要去掏,”胖子说,“我就说说而已。”
小哥在前面停了下来,回头看了我们一眼。他没说话,但他的意思很明显——他在等我们跟上。胖子加快了脚步,我也加快了脚步,我们三个重新连成了一条线。
又走了大概十分钟,路变得平缓了一些,周围的树木也生了变化。松树和杉树少了,竹子多了起来。先是一两棵,然后是十几棵,然后是成片成片的。竹子比树高,笔直地指向天空,竹竿是青绿色的,在阳光下泛着玉一样的光泽。竹叶密密地交织在一起,在头顶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顶棚,把阳光过滤成了绿色的、柔和的、像水一样的光线。
“到了。”胖子放下竹筐,双手叉腰,大口大口地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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