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征收賦稅主要是實物，僅坑冶稅有金銀，夏稅秋糧折收金銀惟在陝西﹑浙江偶一行之，俱解南京供武臣俸，各邊費用間亦取於其中。
永樂遷都後，京師官員需持俸帖往南京支領俸米，道遠費多，輒以米易貨，貴買賤售，有時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兩，於民於官均不利。
正統元年，副都御史周銓建議於南直隸、浙江、湖廣、江西不通舟楫處，將稅糧折收布絹、白銀解京充俸，江西巡撫趙新、戶部尚書黃福等也先後奏請。
明王朝遂決定將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之夏稅秋糧四百餘萬石折銀徵收。
米麥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共折銀一百零一萬二千七百餘兩於北京內承運庫繳納，每季分進二十五萬餘兩，入內承運庫，謂之金銀。
宣德時，江南巡撫周忱乃請檢重額官田、極品下戶稅糧准折納金銀，每兩當米四石解京充俸。
其後這一制度概行於全國其它各布政司，以為永例。
到這個時候，朝廷官面上雖然依舊是禁止白銀流通，但因為徵稅時已經將白銀當做徵收賦役的媒介，實際上已經預設了白銀的貨幣屬性。
宣德以後民間交易幾乎不用寶鈔，弘治、正德朝也多次以太倉積錢給官俸，十分為率，錢一銀九。
由此也可看出，明廷到這個時候其實已經把白銀作為貨幣在使用。
到了嘉靖年間，白銀的使用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終於到了嘉靖八年，朝廷開始“課稅、官俸俱用銀”，北方防禦蒙古俺答“增兵沒戌，皆以銀支給”。
朝廷白銀收支的情況越來越多，白銀離法定貨幣越來越近，而根本原因也在於鈔法已經徹底糜爛。
成化、弘治時期是明朝財政的重要轉折時期，與明初偶性的財政支取不足不同，該時期朝廷財政開始出現連續性的支用危機。
不過在這個時期，朝廷在支用不足的情況下還能透過印製寶鈔來彌補財政不足。
而到了嘉靖朝，寶鈔根本就不出去，只能使用民間接受的銅錢和白銀。
但就支付軍餉的寶鈔，由於寶鈔崩潰使得官軍支鈔等同無支，因此部分邊鎮官軍考慮路途耗費，出現或四五年，或八九年，乃至有終身不支鈔者。
但無論如何，這一時期還可以用寶鈔來彌補財政，只是嘉靖皇帝是個比較務實的皇帝，他知道繼續向下面支付寶鈔可能影響皇權穩固，所以順應民意開始選擇白銀支付，減少寶鈔放。
而這，也成為了嘉靖朝巨大虧空的根本原因，耗盡老庫積存亦不足。
想到這些，自然也是魏廣德早就在考慮的一件大事兒，這事兒他沒有信心自己能操作好，或許也只能把希望寄託在上面那人頭上。
想到這裡，魏廣德不由得看了眼輔位置上的張居正。
想要張嘴，不過眼角餘光看到輔臣呂調陽，魏廣德最終還是打算等等，和張居正私下裡商議此事。
而這件事兒，就是魏廣德一直在考慮的，徹底廢除“大明寶鈔”。
此時的大明寶鈔，名義上依舊是大明朝廷官方認可的貨幣，但是實際上早就被民眾拋棄，僅作為一種財政徵收媒介和禮儀性貨幣存在。
但是，雖然被民間拋棄，可在朝廷和地方官府在做年度財政報告時，寶鈔依舊被做為重要的一環，甚至於嘉靖八年後課稅用銀，也只是一部分，相關鹽稅、商稅折鈔、關鈔依舊還有一定比列收支的寶鈔。
這在魏廣德看來，實在是朝廷財政收入的一大損失。
若是能夠徹底禁止地方官府在收稅時接受寶鈔，全部改用銀錢，朝廷朝政收入當能增收十數萬兩銀。
不過這些政策，多是在成祖、宣宗時期為了挽救寶鈔而制定的政策，在印製、放大量寶鈔後適量回收一部分寶鈔穩定寶鈔幣值。
這些政策，已經成為了所謂的“祖制”，倒是很難變動。
至少，魏廣德不認為自己有能力改變。
倒不是理由不充分，實際上太祖朱元璋制定寶鈔政策時，就從沒有想過要回收這些紙。
既然太祖時就沒有這個打算，那之後的政策也就是有違祖制，現在廢除也就順理成章。
把每年戶部還在回收的那些寶鈔全部換成收銀錢，自然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實打實的銀子。
於是，等呂調陽起身告辭後，魏廣德藉故留了下來。
“善貸，你還有何事？”
張居正在問出這話的時候，內心其實是忐忑的，他也擔心魏廣德現他和馮保的密謀。
一旦把事兒捅到慈慶宮去，他們可就是吃不了兜著走。
只不過，魏廣德說出自己想法了，張居正才暗鬆一口氣，他們的計劃沒有被現就好。
“寶鈔自宣德朝停止印製後，朝廷其實每年回收的寶鈔數量依然不多，有必要徹底廢棄嗎？”
張居正不認為魏廣德這個想法有多大的利益，即便可以為朝廷增加一點銀錢又如何，那等於把大明寶鈔最後的遮羞布也撤掉。
太祖留下的爛攤子，他可不想去碰。
“叔大兄，現在朝廷困局非一朝一夕能解決，只能增收節支再無它法。
叔大兄那篇《生財有大道我也拜讀過，‘蓋務本節用，生財之道也。’
可惜，朝廷支用太多，根本無法做到結餘，為此只能想方設法將應收之財盡收。
以善貸看來，這寶鈔抵稅就是可以徹底放棄的。
當初太祖現寶鈔，主要還是我大明銅料不足之故，印製寶鈔方便民間流通，至於之後，那是後話。
當今雖銅料依舊緊缺，可適才和卿所言卻讓我眼前一亮，如今海外白銀湧入，朝廷制錢，似是可以以銀製錢。”
魏廣德所說銀錢，可不是這個時候大明流通的銀子和制錢，而是打算直接在大明製作銀元。(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