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在萬曆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黃河大水之際，黃河又在徐州黃堌決口，河道向南遷移，徐州、呂梁以下河段幾乎斷流。

到此時，開挖迦運河已經由考慮變成必須，朝中大臣這才開始支援此議。

在劉東星主持下，於原來舒應龍開挖的韓莊支渠基礎上，對河槽加寬加深。

劉東星排除種種困難，終於在萬曆二十九年開通了泇河。

並於韓莊向北在湖東開河四十五里，以便纖挽船隻，避免湖中行船風險。

泇河雖然初步開通，但尚不能通運，僅能通行小船：“河身尚淺，水二、三尺不等，江浙、湖廣糧船重大，艱以通航”。

萬曆三十一年，時任總河侍郎的李化龍再一次提出開挖泇河通運，並於次年正月上《請開泇河酌浚故道疏》，其中提出開泇河的“六善”、“二不疑”說，更全面闡述了開泇通運和避黃的必要性及益處，言之具體而現實，深得萬曆皇帝的贊成。

詔命即刻集中力量開工，為漕運大計做好長遠的打算。

李化龍循舊跡，自夏鎮南李家口向東經種口，漸轉東南郗山，至韓莊折向東，經臺兒莊轉東南至邳縣直河口入黃河，全長二百六十里，統稱泇河，至萬曆三十二年五月通航。

至此，後世可見的京杭大運河才算徹底確定下來，直到新中國建立，運河依舊保持著現在的河道，再未改變。

實際上，迦運河的開通，基本上解決了黃河水患對漕運的阻礙，用清代治河專家、河道總督靳鋪的評價說：“有明一代治河，莫善泇河之績。既避黃河之險，又資泉湖之利”。

綜觀明代圍繞山東南部的治河保運，朝廷大臣在主張上形成兩派：即“借黃行運”派與“避黃行運”派。

“避黃行運”派的主張從翁大立、傅希摯、舒應龍、劉東星、李化龍等人的議奏中，已看得比較清楚。

主黃派以潘季馴、萬恭、常居敬等為代表，他們認為當時的根本問題是黃河，只要集中全力把黃河治好，既可以使百姓擺脫黃禍，又可以借黃行運。

潘季馴在萬曆年間開始嘗試用束水攻沙法，治理徐淮黃河的成功經驗證明，黃河淤塞運道問題是可以解決的，而不必分散力量再開新河。

在“泇河之議”中，以潘季馴為代表的主黃派反對開泇河。

在泇河開通之後，他們又認為開挖泇河是不成功的，嚴重貽誤了對黃河的治理。

雖然泇河開成以後，泇河經常河淺沒水，而到夏秋就受沂河、武河和京河的山洪衝擊，出現大量淤沙。

泇河新渠在明末又不斷進行了拓展、疏浚，其建置不斷完善。

到了清代，完全接受了開挖泇河的成果，並把它作為京杭運河的主航道，舊運道被完全廢棄。

而現在，大明萬曆年間河政已經生了明顯變化，在魏廣德堅持下，迦運河避免了此後長達二十年的爭論，在其推動下直接進入明廷視野。

當晚，朱衡就到了魏廣德府邸，他來自然是要問清楚內閣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思考過了，與其再次嘗試膠萊運河，不如開挖新河渠，避開黃河之險。”

魏廣德對朱衡解釋自己的理由，“在張居正心裡，依舊是漕運的重要性遠大於海運，我在內閣話語權不如他重，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

支援開挖迦運河，保住漕運暢通，對朝廷有利。

迦運河開工，不代表黃河就不治理，在我想來，黃河依舊要治，只是這次只是治水，和保運沒有任何關係，想來對於治水之人來說，承擔的責任就要小一些。”

“五年？”

在朱衡問詢的時候，魏廣德給了肯定的回答。

“工程浩大，需要求穩，第一年主要是再次確認開河的可能性。

之前你說存在一些難題急需解決，工部要召集水工方面行家商議解決。

該築堤的築堤，該鑿石的鑿石，務必把準備工作完成。

周邊水系要詳細調查，對調水也要有詳細的計劃，切不可因為水量影響行船.”

魏廣德把自己考慮統統向朱衡解釋一遍，最後才說道：“這些年漕運因為黃河水患屢屢斷航，我希望迦運河建成後，漕運能保持持續順暢。

只是黃河過水時，稍稍停留數日還可接受，但若因此斷航是斷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