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家树上结的。”他说。
我接过来,道了谢。
他点点头,准备走,又停下来:“我妈……不逼我了。”
“什么?”
“我跟她说了,”他低着头,抠着车把上的橡胶套,“我说,人家不愿意,就别勉强了。妈,您再逼我,我就出去打工,不回来了。”
我看着他的侧脸,等着他往下说。
“她哭了。”他说,“第一次看见她哭。她说,她不是想逼我,她是怕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没人管。”
风吹过来,吹动他灰扑扑的夹克下摆。
“我跟她说,妈,我一个人能行。”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那种我看不懂的光,“我说,您不能替我一辈子。有些事,得我自己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把橘子往我手里又塞了塞,骑着电动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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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座上的编织袋一晃一晃的,慢慢消失在街角。
后来我听我妈说,赵建国找了个正经工作,在一家物流公司当搬运工,一个月能挣三千多。他妈还是跳广场舞,但不再带着儿子扫街了。
有一次我在菜市场碰见她,她正在挑土豆。看见我,她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没说话,转身走了。
我站在土豆摊前,看着她的背影,突然想起她说过的那句话——“我怕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没人管”。
她也是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的。
她也是怕。
最后一个故事,生在今年秋天。
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宋姨住院了,让我去看看。我买了一篮水果,去了医院。
病房里只有赵建国一个人。他坐在床边,握着母亲的手,低着头,一动不动。
我走进去,把水果放下。他抬起头,眼眶红红的,但没哭。
“怎么了?”我问。
“脑梗。”他说,“抢救过来了,但半边身子动不了。”
我看着病床上的老太太。她闭着眼睛,脸上的皱纹好像一夜之间深了许多。那个嗓门洪亮、腰板挺直的老太太,现在缩在病床上,像一个突然变小的人。
“你一个人照顾?”
他点点头。
“要不要帮忙?”
他摇摇头。
病房里很安静。窗外传来救护车的声音,远远的,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我妈年轻时,”他突然开口,声音很轻,“我爸走得早。她一个人带我,扫过大街,捡过破烂,给人当过保姆。她跟我说过,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我成个家,有个人管我。”
我听着,没说话。
“她说,她怕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孤零零的。”他的声音有点抖,“所以她才会那样,带着我到处问……她不是坏,她就是怕。”
病床上的老太太动了动,睁开眼睛。看见我,她的眼神有点茫然,然后又慢慢清醒过来。
“田颖?”她的声音沙哑,含含糊糊的,但还能听清,“你来了?”
我走过去,在床边坐下:“宋姨,我来看您。”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说:“对不起。”
那两个字说得很轻,很模糊,但我知道我没听错。
“我那时候……糊涂了。”她说,“你……你别怪建国。”
我握住她的手,瘦得只剩骨头的手:“我知道。”
她的眼眶湿了,但没有哭。她转过头,看着儿子,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赵建国俯下身,把耳朵凑到她嘴边。她说了几个字,我没听清。但他点头,一遍一遍地点头。
“妈知道。”他说,“妈,我知道。”
我站在病房门口,看着这对母子。四十年前,她把他抱在怀里,誓要护他一辈子。四十年后,他守在床边,握着她的手,送她最后一程。
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比爱情更深,更长,更说不清道不明。
我妈问我,你跟赵建国怎么回事?
我说,没什么事。
她说,我看那孩子挺好的,老实,本分,知道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