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景泰元年，朝廷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

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這就是明朝次允許以納貢的形式入監，而入監的目的自然是以國子監生的名義進入仕途，雖然品級不高，但畢竟有了官身。

此例行四年後暫罷，但是在成化二年，南京生大饑荒，守臣建議，令官員軍民子孫納粟入監。

由此，納貢成為常例，在朝廷缺乏糧食、馬匹甚至草料的時候，都會按此例執行。

雖然正統讀書人對此頗多非議，甚至禮部尚書姚夔上奏：“切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近因各處起送四十歲並納草納馬生員，動以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為賢，士風日趨於陋。”

對此，明憲宗以為然，再次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但是之後弘治、正德乃至嘉靖朝，每當朝廷需要時無不以此解決物資緊缺的難題。

現在，葛縉再次以京營缺馬而太僕寺難以籌措為理由，申請兵部上奏此事。

楊博知道，這份奏疏上去，嘉靖皇帝那裡肯定是會答應的，至於旁人的非議，還是由他們吧。

作為兵部，解決軍方難題才是正務，至於非議，當這些人升到高位又面臨此難題時，納貢依舊是最後，唯一的解決法子。

細細看完張守直的條陳，和以往慣例一樣，京衛武學生員有願納銀納馬入監者，取武學師生並該衛所保結已應舉者納銀二百四十兩，未應舉者銀三百二十兩，民間及軍餘也可按此辦理，來京納貢。

在職武將也可以納貢獲得升遷，鎮撫要銀一百兩，指揮需銀一百四十兩，都指揮以上納銀二百兩，若已立功一年至四年者，各照年限職品遞減......

在外衛所軍餘有願充承差者、印吏、役者，布政司知印納銀一百兩，馬以四匹，外貼銀八兩；都司知印及布按二司承差銀八十兩，馬以三匹，外貼銀十兩；都司承差銀七十兩，馬以三匹；布按二司吏與銀六十，酌馬以二匹，外貼銀十兩；都司及各府死馬寺行太僕寺鹽運司吏典銀四十兩，馬以一匹，外貼銀十四兩。

各司府領幷州縣吏典銀二十兩，衛所吏典十五兩，供於本省府納免其考選候缺參補。

可以說，只要願意出銀子納貢，幾乎可以買到全部中低階吏職，甚至普通人納貢二十兩銀子，就可以授以冠帶。

其實，授以冠帶的納貢雖少，卻是很大的一塊收入。

地方上商戶甚至小地主，只要有財力都會選擇此項，因為給了這筆銀子，就意味著他們可以和讀書人一樣，公開穿戴以前不能使用的材質製作的衣服。

在封建社會時期，人們的衣著不僅是美的體現，更能表現出自己的身份地位，是一種身份的象徵。

明初，朱元章更是建立了十分嚴苛地服飾等級制度，不同人群的衣著特點有明顯的不同。

比如商人群體，朱元章出身貧寒，自幼見慣了唯利是圖的商人，所以對他們十分鄙夷，在登基之後也想盡辦法打擊商人的展，比如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沒有建立完善的商稅體系等。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朱元章將商人從服飾上與其他百姓區分開來，不允許善根穿戴絲織品，以此打壓商人的地位。

要打破這種桎梏，要麼就是商人家庭出現讀書苗子獲得出身，要麼就是以納貢的方式解除這種限制。

實際上，按照朱元章本心，納貢制度應該是不被允許的，只不過後代子孫在面對實在難以解決的困難時，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法子。

“既是按照舊例，我也沒什麼好說的。”

楊博已經看過了條陳，也知道這主意應該是張守直和葛縉商量後的結果，自然不能輕易否決，即便他內心其實不想使用這個法子。

看向葛縉，楊博說道：“葛侍郎，此奏疏有你草擬，到時候我遞交上去。”

“是，大人。”

葛縉和楊博一樣，都是兩榜進士出身，要說對於納貢沒有想法是不可能的，可是坐在這個位置上，想的只能是如何解決問題。

京營缺馬的原因，他透過調查已經知曉，可又能如何？

還不是隻能想盡辦法從太僕寺再湊一批馬匹，哪怕幾年後這些馬匹又沒了，到時候的接任者繼續想辦法湊就是了。

......

南京城外一所破敗的小廟一改往常冷清，廟外幾個身強力壯的武士站在四周，監視著周遭一舉一動，十來匹馬兒韁繩被綁在樹上，時不時有馬嘶聲傳來。

“我就說嚴嵩那老傢伙沒安好心，這幾年我們費了多大的勁打通了長江沿岸的商路，他們這是一上手就像掐住九江，搶咱們的生意。”

一個魁梧的漢子低聲咒罵著。

“好了，現在說這些有什麼用，還是想想京城下文後咱們該怎麼反應。”

又一個體型富態的胖子開口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