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巡撫梁夢龍關於海運漕糧的奏疏在內閣，最終得到的票擬是“下戶部議處”，而奏疏入宮後，司禮監也在票擬下批紅。

對於戶部，因為魏廣德一向認為這個衙門雖然是大明個衙門裡管錢糧的部門，油水很足，但麻煩也是最多的，所以以往並未上心。

由此，他對這個衙門的影響力也有限的很。

魏廣德一些還在戶部的同年，現在的官職也不過郎中、員外郎，根本沒啥話語權。

也因此，魏廣德放棄了向戶部施壓的打算，讓他們增加海運漕糧的數量，怕是很難。

何況自己施壓，張居正也可以。

就現在他和張居正對朝堂各衙門的影響力來說，張居正明顯更佔上風，完全沒必要自取其辱。

魏廣德只是強力推動將漕糧海運變為定製，也就是不管運河如何，漕運衙門每年都必須透過海路運輸至少十二萬石漕糧抵京，其他的也不強求。

海運較漕運便宜，但是確實對河工生計影響很大，若直接切斷漕運，兩岸河工的生計也確實是大麻煩。

值得一說的是，這幾年因為黃河水患的原因，大明內部商品南來北往的數量也是銳減。

畢竟比起6路運輸，漕運的成本優勢還是很明顯的。

但是成本優勢更加明顯的海運，即便有商人想要嘗試，阻力卻是很大。

究其原因，還是漕運的利益集團裡不止裹挾著大商人，更有大量官僚的利益參雜其中。

魏廣德也不急，慢慢來，他已經越來越體會到《道德經》裡那句，“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妙意。

治大國如烹小鮮，語出《道德經》第六十章，後世解讀也很多。

說法一是治理大國就好像烹調小魚，油鹽醬醋料要恰到好處，不能過頭，也不能缺位。

說法二則是認為治理大國應該像燒菜一樣難，應該像燒菜一樣精心，兩者都要掌握火候，都要注意佐料。

更有說法三，“小鮮”像是小魚，或一塊小肉之類的，意為治理大國要像煮小魚一樣。煮小魚，不能多加攪動，多攪則易爛，比喻治大國應當無為。

其實在魏廣德看來，三者皆有，不能單獨採納一種說法，也不能否定一種說法。

好吧，這就是魏廣德理解的“中庸”。

“中庸”，是孔子提倡的基本方法論原則和道德實踐原則。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把中庸看做最高的道德境界。

孔子多次論及中庸，如讚美《詩經》的《關雎》篇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思想感情表達最得當。

又說一個人的性格風度，“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中庸之道要求凡事中正適度，恰到好處。

《禮記·中庸》是揮孔子中庸思想的著作，朱熹章句引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既是不偏不倚，又是恆常不易，中庸之道成為儒家立身處世待人的準則。

毛澤東曾認為：中庸觀念“是孔子的一大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範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

“中”字的本義，有幾種說法：像射箭中靶的形狀；立木表測日影的正昃；像旗子，氏族領立旗於中，以聚四方之人等。《說文》：“中，內也。從口、∣，上下通。

”這“中”字，相對於“外”來說是“內”，裡面；在方位上，相對於四周來說是等距離的“中心”；在程度上，是相對於上等與下等的中等；在過程中，是相對於全程來說的“一半”；而相對於“偏”來說，那就是“正”，不偏不倚。

魏廣德就字面理解，即是指適中，正當，恰如其分、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標準。

而“庸”字的本義，也是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大鐘，通“鏞”；有人說是城，通“墉”；有人說是勞義，通“傭”；有人說是功義，以鍾記功等。

“中庸”之“庸”後世理解大致有三個意思：第一，何晏講是“常”，程子講“不易之謂庸”，即恆常而不易之理，變中不改變的道理；

第二，朱子講是“平常”，即平凡、平常之德，徐復觀講是每個人所應實踐、所能實現的行為；

第三，《說文》：“庸，用也。”就是運用。

東漢末年儒家學者、經學家鄭玄也認為，《中庸》這篇文章，是記中和之用的。

魏廣德對“中庸”之“庸”的理解，偏向第三種說法，也就是“庸，用也。”

在魏廣德看來，“中庸”的本意或許就是用中正的思想選擇合適的用法，即“實用主義”。

為了滿足“實用主義”，自然就可以在無數的辦法裡反覆橫跳，不斷的變化，兼揉並濟，也就有了所謂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選擇最實用的，就是中庸的本意。

所以對於漕糧的運輸，不管是走6路還是走運河，亦或者走海運，都要，總有一種適合你。

後世民間笑談“都是成年人，當然是選擇全部都要”，在魏廣德看來，其實就是符合中庸思想的。

“善貸，你看看這份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