疊陣法，是南宋川陝名將吳璘在長期的抗金斗爭中，創制的一種新式戰法。

關於“疊陣”的直接記載，最早見於《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其中記述了檢閱吳璘兵馬的景象。

璘閱兵河池，以新戰陣之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弓，跪膝以俟；次神臂弓。

約敵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七十步，強弓並；次陣如之。

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替之。

遇更替則以鼓為之節。

騎出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兵退，謂之“疊陣”。

諸將竊議曰：”軍其殲於此乎？”

璘曰:“古之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過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

房琯知車戰之利，可用於平原曠野之間，而不得車戰之法，其敗固宜。

敵騎長於奔衝，不爾，無有能抗之者！”

這兩句話，尤其是後一句，卻頗為關鍵，因為它直接點明瞭吳璘創立“疊陣”的動機與目的——在平原曠野間，剋制長於奔衝的金軍騎兵。

以吳璘為代表的西線宋軍明“疊陣”的目的，是為了在平原曠野剋制金軍騎兵，而這個戰術層面的目標，又是為反攻秦隴這個戰略目標服務的。

充足的馬匹供應，是建立強大騎兵的基礎，相形之下，宋軍的騎兵卻十分可憐。

北宋就已嚴重缺馬，而南宋丟失陝西后，“使川陝馬綱不通”，“馬極難得”，導致南宋將領不得不想法設法補全這一缺陷，疊陣法也就應運而生。

事實上，由槍、弓、弩組合而成的步兵陣形，古已有之。

只是這條總原則雖然一直無太大變化，但其具體實施的過程，在各歷史時期卻有很大不同。

如唐代的步列隊次序，是先弩手、次弓手、次槍刀手，弓弩攻擊結束後，佇列前排的弓弩手要拿起隨身攜帶的短兵器，參與肉搏。

但到了宋代，由於募兵制的展，士兵的職業化程度越來越高，兵種間的分工也越來越細緻強化，這種情況慢慢生了改變，就出現了槍刀肉搏兵器在前，弓弩等遠距離拋射兵器靠後的佇列編排次序。

北宋兵書《武經總要的“步兵習四變圖”中記載：

一鼓，直槍刀。二鼓，槍刀皆坐，弓弩者立，侯擊木，弓弩各箭三。鼓聲作，少進。又三箭訖，侯鼓聲前行，曳槍刀而趨，弓弩從之，至界旗止。聞鼓，直槍刀;又鼓，皆坐，弓弩者立，箭三。訖，聞鼓復立，垂槍，聞金而退至舊處止。一鼓直槍刀，二鼓坐解族，三鼓復直槍刀，四鼓旗槍如舊，鼓聲止。

這其實就是在模擬實戰中的情況。敵人尚遠時，槍刀手坐地，為弓弩手讓出視界，由弓弩手輸出攻擊；敵人接近時，槍刀手起立迎戰，與敵白刃肉搏，保護身後的拋射兵種。

這種安排與“疊陣”已經很類似了。

但不同之處在於，北宋時期的步兵佇列布置，講究的是“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人間容人。出入來往，不鬥馳逐，以長參短，以短參長”，槍手與弩手編排繁冗，佇列變化也較複雜。

而南宋軍隊則根據實戰要求，做出了大規模的簡化，多采用五六十人為一隊的大編制“純隊”，一隊槍則純槍，弩則純弩，然後把相同兵種的幾隊集合在一起結成純槍或純弩的小陣，諸小陣之間，再按照肉搏兵種在前，拋射兵種在後的順序排布。

關於吳璘佈陣人數的記錄，步兵主陣有“甲軍槍手五百有二、神臂弓二百有二、平射弓二百有二”，左右兩翅翼各有“平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弓六十四”。

從兵器編制的人員數量來看，應該也是若干純隊集合起來後，再依長槍在前，弓弩在後的次序組織的陣型。

其實，這樣的列陣在大明也有參考，明軍步卒的陣列就彷照此法，只不過一部分弓弩手已經變成了火銃手。

這也是蒙古騎兵在面對準備充足的明軍步卒方陣也會束手無策的地方，他們往往只能利用戰馬的度奔襲行軍中的明軍，而難以在正面戰場和明軍抗衡。

畢竟，人都是惜命的。

面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明軍，還沒照面就被大量殺傷，蒙古人也會崩潰。

但是，就現在的明軍條件，這樣的步卒方陣其實也已經不多見，或許也僅有各鎮總兵、副總兵旗下正兵營能勉強辦到。

其他的衛所，缺乏糧餉，疏於訓練，早就廢了。

而馬芳、戚繼光等將領之所以能在這個時代大放異彩，他們的戰術未必是最精妙的，畢竟大多脫胎於前人經驗總結，這些在《大明會典中也是有所記錄，而根本原因則是他們補足了這些短板。

俞大猷統領的其他衛所士卒，雖然不能徹底解決糧餉、訓練問題，可也是最大限度在戰事予以補上，以此提升士卒作戰士氣。

實際上，明朝衛所兵基本素質還是有的，否則俞大猷也不可能帶領地方衛所士卒參與一場場戰事還取得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