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帥，出兵吧，宰了王杲，屠了古勒城。”

“大帥，出兵吧，宰了王杲，屠了古勒城。”

剛剛還熱鬧的酒席，霎時間爆出濃濃殺氣，屋外大樹似乎都感受到了，樹葉不斷搖晃著。

此時的遼東明軍，沒有經歷過幾十年後面對崛起的建州女真那種無力感。

雖然明軍在遼東處於守勢，但一旦選定攻擊目標，不管是對上西面的土蠻部，亦或者是北方的女真族人，勝算都是極大的。

即便偶有失手，只要明軍打起精神來，報仇還是輕輕鬆鬆。

否則，遼東廣袤的土地也不可能被明廷牢牢掌控在手中。

至於對京城那邊的戰報，多有誇大蒙古人實力的成份在其中，特別是還和明廷處於戰爭狀態的土蠻部。

其實這也不是讓人疑惑的問題，要想從朝廷多拿銀子，可不就得給自己豎起一個“強大”的敵人。

否則論功行賞的時候，打敗一個強敵和打敗一個小賊，封賞的差距可就大了。

此時大明定下的賞格，壯年蒙古人的級可比是壯年女真人的級貴好幾倍。

級之所以叫“級”，就是因為“一一級”，最早來自商鞅變法中的秦國軍功授爵制，“戰斬一賜爵一級，欲為官者五十石”。

不過，以級記功並非秦朝開始，早在商代時就已經存在，只不過商鞅變法把許多以前未成文的規矩書面化，做到有據可依。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斬記功都是主流。

但弊端肯定還是有的，比如殺良冒功，甚至在戰場上為了爭搶級還可能會自相殘殺。

於是北宋時期名將狄青上疏提出廢除斬記功，並獲准，自此開始兩宋不再實行斬記功。

而在大明建立之初，也是以戰功為核定標準，分奇功、頭功、次功三種。

所謂奇功，是指戰陣之中斬將、奪旗、陷陣、先登，而頭功則是指當先、跳蕩、摧鋒、破敵，次功是指偵蹤、守陣、擒敵、被傷等。

實際上，大明的功勞簿上，一般主要就是頭功和次功，在明初立國戰爭後，奇功已經很少出現了。

如元至正十五年採石磯大戰當中，常遇春單騎衝入敵陣，無人可擋，憑一己之力將元軍防線撕裂，明軍由此獲勝，這就是陷陣之奇功。

這種戰功設計雖然有其合理性，但是隻適用於創業期，只要有勇力、不畏死，就有大把功勞可以立，不在乎漏洞不漏洞，幹就完了。

但是，在開國之後進入守成期就不行了，功勞有限，而且軍隊戰鬥素質也遠比不上開國。

而這種無法量化的戰功制度，不可避免的會有不公與腐敗，所有的功勞都成了功曹一句話的事情。

所以從洪熙開始，濫報、冒報的情況比比皆是，每每打了勝仗，報功上去的基本都是將領的身邊人。

最後大明朝廷現，還得是可供量化的斬記功能夠服人，交出多少級就記多大的功，簡單省事兒。

從正統年間開始，明軍斬記功的價碼從高到低有四類，一是迤北，即蒙古部落；第二則是遼東，即女真部落；第三是番蠻，即吐蕃與苗疆；第四才是內賊，即叛軍與農民軍。

以天順五年例，迤北級一個可以升官一級或者是領取賞銀5o兩，遼東與番蠻級5-7個可以升官一級或者是領取賞銀4o兩；內賊級3o個可以升官一級或者是領取賞銀3o兩。

當然，這個升一級並不包括中高階武將，僅是到百戶級別為止。

由此也可見，蒙古人級和女真人級差距之大。

當然，到了明末的時候，兩者的賞格又顛倒過來了，那是後話。

“如松，你帶本部人馬先行一步，去孤山堡瞭解情況。”

現在手上情報不足，李成梁也不會讓兒子直接去長甸。

“父親，不去長甸，抓住王杲小兒嗎？”

李如松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當即就嚷道。

“叫你幹什麼就幹什麼，執行軍令。”

隨後的時間，李成梁開始調兵遣將，一邊派出援兵前往十岔口，避免長甸悲劇再度生，一邊整理兵馬準備前往孤山堡。

為劉臺準備的酒宴，自然是進行不下去了。

數日後，等李成梁和劉臺到了孤山堡，看到從關外逃回來的千餘軍卒和百姓，又聽說了一些事兒後，才知道事情比他想象的還要嚴重。

按照逃出的軍卒所說，把總劉承奕、百戶劉仲文領兵支援被王杲、來力紅軍隊擊敗後，裴承祖、劉承奕、劉仲文被剖腹剜心，其餘俘虜也全被劍斬，場面極其慘烈。

之後，王杲又率兵從北門猛攻大營，因營中無人主持，軍心渙散，導致大營徹底崩壞。

在他們難逃時，又遭遇女真騎兵追殺，出去的六七千人僅僅只逃回來不過千餘人。

“如松在哪兒？”

就在孤山堡城頭上，李成梁這時候才瞥見眾人都在，唯獨沒見到大兒子李如松的蹤跡。

“少將軍前兩日到孤山堡，從逃回軍卒口中知道訊息，帶著人馬就去長甸找王杲報仇去了。”

孤山堡守備曹虎生急忙稟報道，“末將沒攔住，只好派手下跟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