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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汉景帝刘启（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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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司马门事件。司马门是皇宫的外门，只有皇帝的车驾才能通过。然而，刘启曾不顾规定，驾车强行通过司马门，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宫廷礼仪。

这些行为背后，反映出刘启早年性格中鲁莽、暴躁且冲动的特点。他生长在皇室，身份尊贵，从小养尊处优，缺乏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遇到问题时容易情绪化，不能冷静思考和处理。同时，他可能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缺乏对规则和秩序的敬畏之心。不过，这些早年的经历也为他后来的成长和转变提供了契机，促使他在成为皇帝后逐渐收敛自己的性格，变得更加沉稳和成熟。

．执政后的转变与成熟

成为皇帝后，刘启性格上有了显着的收敛和转变，在处理政务时展现出沉稳和果断。七国之乱爆时，局势危急，他虽起初试图杀晁错平息叛乱，但现无效后，迅调整策略，果断任命周亚夫为将平叛。在周亚夫坚守不出、梁国告急时，他能克制冲动，信任周亚夫的战略，最终成功平定叛乱，展现出沉稳的决策力。

促使他转变的原因和背景是多方面的。从个人经历来看，早年“熊孩子”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如棋盘杀人引吴王刘濞的怨恨，为七国之乱埋下隐患，让他深刻认识到冲动行事的危害。从政治环境而言，登基后面对复杂严峻的局势，地方诸侯势力强大、边疆匈奴侵扰、国内经济待展，这些都要求他必须以成熟、理智的态度应对，才能稳固统治。从治国理念上，他继承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与民休息政策，这种政策倡导顺应自然、减少干预，也促使他在处理政务时更加沉稳、不急躁。

．性格对统治的影响

刘启的性格特点对其统治政策和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年的鲁莽暴躁使他在一些决策上较为激进，例如削藩政策的推行。他急于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在晁错提出削藩建议后，便果断采纳并迅实施。这种激进的做法虽然目的明确，但触动了诸侯王的根本利益，直接引了七国之乱。

然而，执政后的沉稳和果断又让他在面对危机时能够迅调整策略。七国之乱爆后，他起初试图通过杀晁错来平息叛乱，现无效后，立即任命周亚夫为将，并且在平叛过程中给予周亚夫充分的信任和支持，最终成功平定叛乱，巩固了中央集权。

在与大臣和皇室成员的关系方面，他的性格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早年的冲动行为可能让一些大臣和皇室成员对他心存忌惮，而执政后的转变则使他能够更好地与大臣合作。但他性格中“忌克少恩”的一面，也导致了一些政治失误，如诛杀功臣周亚夫、逼死废太子刘荣等事件，对西汉政治和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总体而言，刘启的性格在其统治过程中既有积极作用，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四、刘启的政治举措

．削藩政策

（）政策背景与目的

西汉初期，诸侯势力不断膨胀，成为中央政权的巨大威胁。这些诸侯王在封国内拥有高度自治权，他们自行任免官员、征收赋税、组建军队，俨然独立王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王的势力愈强大，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日益尖锐。例如，吴王刘濞在封国内大量铸钱、煮盐，经济实力雄厚，还暗中招兵买马，图谋不轨。

汉景帝刘启推行削藩政策，主要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他意识到，若不及时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西汉王朝将面临分裂的危险。晁错等大臣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问题，晁错多次向刘启进言，主张削藩。他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刘启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决心推行削藩政策。

（）实施过程与影响

削藩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汉景帝先从一些较小的诸侯国入手，以各种罪名削减他们的封地。例如，景帝三年（公元前年），朝廷以赵王刘遂有罪为由，削去其常山郡；以胶西王刘卬售卖爵位舞弊为由，削去其六个县。

随后，削藩的矛头指向了势力最为强大的吴王刘濞。朝廷决定削去吴国的会稽、豫章两郡。这一举措直接触动了吴王刘濞的利益，他联合其他六个诸侯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动了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爆后，汉景帝起初试图通过杀掉晁错来平息叛乱，但并未取得成效。于是，他果断任命周亚夫为将，领兵平叛。周亚夫采取了避其锋芒、坚守不出的策略，同时切断了叛军的粮道。经过三个月的激战，叛军因粮草不济，士气低落，最终被击败。

七国之乱的平定为削藩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平叛后，汉景帝乘势对诸侯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调整。他下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这意味着诸侯王失去了对封国的行政管理权，只能享受封国的租税收入。此外，汉景帝还减少了诸侯国的官员数量，降低了官员的品级，进一步削弱了诸侯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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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藩政策对西汉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使西汉王朝的统治更加稳固。经过这次调整，诸侯国的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再也无法与中央政权相抗衡。同时，削藩政策也为汉武帝时期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奠定了基础。然而，削藩政策也引了七国之乱，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动荡和破坏。但从长远来看，削藩政策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其负面影响。

．政治制度改革

（）行政体制调整

汉景帝刘启对行政体制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和监督。在地方官员管理上，他重视官员的选拔和考核，要求地方官员必须具备良好的品德和才能，能够切实为百姓服务。他还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监督，设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负责对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弹劾。一旦现官员有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等行为，将予以严厉惩处。

在地方行政区划方面，刘启对一些诸侯国进行了调整和拆分，缩小了诸侯国的规模，降低了其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同时，他还加强了对郡县的管理，提高了郡县的行政效率。

在中央政府机构方面，虽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但也进行了一些微调。例如，他对一些重要官职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和细化，使各部门之间的分工更加合理，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人才选拔制度

汉景帝时期，人才选拔制度有了一定的展，察举制开始初步形成。察举制是一种由地方官员向中央推荐人才的制度，推荐的标准主要包括品德、才能和学识等方面。地方官员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了解，将当地有才能、品德高尚的人推荐给中央政府，经过考核后，这些人可以获得官职。

察举制的出现，为西汉政治人才队伍建设带来了积极影响。它打破了以往贵族世袭官职的局面，为普通百姓提供了进入仕途的机会，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通过察举制选拔出来的人才，大多具有一定的才能和品德，能够为国家的治理和展做出贡献。同时，察举制也促进了社会上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风气，推动了文化的展和传承。不过，在察举制初期，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推荐标准不够明确、容易受到地方官员主观因素的影响等，但总体而言，它为西汉的政治稳定和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法律制度改革

（）刑罚调整

汉景帝刘启对刑罚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其中减轻笞刑是一项关键举措。在汉文帝改革肉刑后，笞刑成为重要刑罚，但原笞刑标准下，笞数过多常致人死亡，名义上是减轻刑罚，实际却有死刑之实。汉景帝对此进行调整，将笞五百减为三百，笞三百减为二百。后来又进一步将笞三百减为二百，笞二百减为一百。同时，他还制定了《箠令》，明确规定笞杖的尺寸、重量和质地，以及行刑的部位和方法，避免行刑者滥用权力。

这些刑罚调整对司法公平和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从司法公平角度看，减轻笞刑使刑罚更加合理，避免了过度惩罚，让罪犯得到与其罪行相匹配的处罚，体现了刑罚的公正性。在社会稳定方面，减轻刑罚缓和了社会矛盾，使百姓感受到法律的宽仁，减少了民众对法律的恐惧和抵触情绪，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展。

（）司法制度完善

汉景帝在司法制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完善举措。他推行对特殊罪犯的宽宥政策，对于一些犯罪情节较轻、有悔改表现的罪犯，给予从轻处罚或赦免。例如，对于年老者、年幼者和残疾人犯罪，会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减轻刑罚。这种宽宥政策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也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在司法程序规范化方面，汉景帝要求司法官员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避免随意定罪和量刑。他强调证据的重要性，要求审判过程中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同时，他还加强了对司法官员的监督，防止他们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这些举措提高了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了西汉的司法制度。

五、刘启的经济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

（）农业展举措

汉景帝刘启高度重视农业展，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在税收政策上，他延续并深化了汉文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政策，进一步降低田租，将田租固定为三十税一，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能够将更多的收获留存自用，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在劳动力调配方面，刘启推迟男子服役年龄，缩短役期。原本男子二十三岁开始服役，他将其推迟到二十岁，同时减少了服役的时间。这使得农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供应。

此外，刘启还大力推动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他组织人力物力兴修水利工程，改善农田的灌溉条件，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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