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操场边上的看台上坐下来。看台是水泥的,被太阳晒了一天,温温的,坐上去很舒服。小哥在我旁边坐下来,手里还拎着那个塑料袋,橘子和水瓶在袋子里安安静静地待着,不晃了。
“小哥,”我说,“你说我当年选建筑系,是不是选错了?”
他没有看我,目光落在操场上的某个人身上,那个人在跑步,跑得不快,但很稳,一圈一圈地跑着,像是永远不会停。沉默了片刻,他摇了摇头。
“那你觉得我应该做什么?”
他想了想,说了两个字:“现在。”
现在。不是建筑,不是画图,不是做模型,不是任何具体的事情。是现在。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你该做的事情。不是因为你选了它,是因为你正在做它。你在雨村,你在喜来眠,你在做饭、种菜、招呼客人、过日子。那就是你现在该做的。没有对错,没有好坏,没有“应该”还是“不应该”。就是现在。
我看着操场,看着那些跑步的人,那些踢球的人,那些散步的人。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跑着的人不会问“我是不是应该走路”,踢球的人不会问“我是不是应该跑步”,散步的人不会问“我是不是应该踢球”。
我在看台上坐了很久,久到太阳从金黄色的变成了橘红色的,又变成了深红色的,最后在天边留下一条细细的金线,然后就消失在了山的另一边。操场上的人少了,跑步的人走了,踢球的人也走了,只剩下几个散步的慢慢走着。
手机震了一下。我从口袋里掏出来一看,黎簇的消息。
“在。你在哪?”
我打了一行字:“操场边上的看台。”
过了几分钟,一个身影从远处跑了过来。背着书包,穿着校服,头被风吹得乱糟糟的,跑起来的姿态还跟以前一样,有点莽撞,有点用力过猛,像是在跟什么东西较劲。他跑到看台前面停下来,双手撑着膝盖喘了几口气,然后抬起头看着我。
“无邪。”他叫了我一声,语气还是那样,有点冲,但不是以前那种带有敌意的冲,是一种“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的、带着一点点抱怨的、其实是在说“我挺高兴你来了”的冲。
“来看看你,”我说,“顺便逛逛学校。”
黎簇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旁边的小哥,目光在小哥脸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他对小哥的态度一直很复杂——不讨厌,但也亲近不起来。小哥对他来说太“远”了,远到不知道该怎么靠近,远到靠近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下来,”黎簇说,“别坐那么高,说话费劲。”
我从看台上下来,站在他面前。他比我高了,刚认识的时候他还没我高,这几年蹿了一大截,现在看我要微微低着头。头还是那样,有点长,有点乱,眼睛还是那样,亮亮的,带着少年人特有的那种不太安分的光。
“吃了吗?”我问。
“吃了,食堂吃的,难吃死了。”黎簇皱了皱鼻子。
“那晚上出去吃?”
“你请客?”
“我请。”
黎簇嘴角动了一下,那大概算是在笑。他回过头看了看远处的那栋楼,说:“我先回去把书包放了,你在门口等我。”
“好。”
他转身跑了,跑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然后转回头继续跑了。他的背影在夕阳中拉得很长,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校服的衣角被风吹起来,露出里面那件有些皱的t恤。
小哥站在我旁边,看着黎簇消失的方向。
“小哥,”我说,“你觉得黎簇变了吗?”
他想了想,点了一下头。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他又想了想,说了两个字:“好了。”
“你觉得他哪里好了?”
他没有回答。不是不知道答案,是答案太长了。黎簇变好了,变得不那么冲了,变得会关心人了,变得会在我想起来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了。虽然说话还是有点冲,但那种冲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冲是“你别管我”,现在的冲是“你怎么才来”。
我往校门口走去,小哥走在我旁边。路灯亮了,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从校门口一直亮到校园深处。暖黄色的光照在路面上,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地上,像两个在行走的巨人。风从湖边吹过来,带着水汽和草木的清香,吹在脸上凉凉的,很舒服。树叶在风中哗啦啦地响,像是在鼓掌,又像是在送别。
校门口,黎簇已经站在那里了。他换了一身衣服,校服换成了t恤和牛仔裤,头用水抹了一下,不那么乱了。书包换成了一个小挎包,斜挎在身上,手插在口袋里,脚在地上踢着一颗小石子。
“走吧,”他说,“去哪吃?”
“你想吃什么?”
“随便。”
“又是随便,”我说,“最烦你说随便。”
黎簇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一下,那是笑,不是“随便”的无奈,是“我故意的”的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