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禧二年四月初六,京西南路,唐州。
唐州不大。论城防,它不如灵璧那般包砖镶石;论驻军,它也不像泗州那样好歹还有两千人。但它卡在桐柏山与唐河之间,是南阳盆地的南大门。拿下唐州,邓州就在眼前;拿下邓州,汴水西路的咽喉就掐住了。中路的战略价值不在歼敌多少,而在稳步推进,像一扇一扇地撬开门板——每一扇门后面都是一条通往中原腹地的路。
薛叔似把中军大帐扎在唐州以南三十里的湖阳镇。他没有郭倪那么急。东路已经打了泗州,正在围攻灵璧,战报一封接一封地往临安飞,每一封都带着火油味和血腥气。薛叔似看了那些战报,然后原样叠好,放在案角,继续批自己的粮草文书。不是他不关心东路——是他清楚自己的任务不同。东路是主力,打的是排山倒海的气势;中路是偏师,打的是滴水穿石的推进。偏师有偏师的打法,稳比快更重要。
但这不代表他不急。帐中没有旁人的时候,他一个人站在舆图前,手指沿着唐州到邓州的官道缓缓移动,眉头拧成一个川字。他的兵力只有五万,其中真正能野战的不到三万,其余是转运粮草的厢军和沿途驻守的新兵。对面金军的兵力他不完全清楚,细作回报说唐州驻军大约三千,邓州多一些,可能有六七千。三千人守一座小城,如果他全力攻城,三天应该能拿下来。但然后呢?强攻意味着伤亡,而他的兵力经不起太大的消耗。中路的战略是稳步推进,不是死磕。
四月十二,薛叔似的前锋抵达唐州南郊。统制官李弈率骑兵五百先到,在城外三里处扎住阵脚,按照薛叔似的指令按兵不动。当天午后,薛叔似的中军主力抵达,五万大军在唐州城南的旷野上缓缓展开,营盘扎得严丝合缝——壕沟、拒马、箭楼、巡逻哨,一样不缺。他没有急着攻城。他先派了一个信使进城。
信使带进去的不是劝降书,是一封薛叔似亲笔写的信。信上语气平和,没有“天兵降临、归降”那一套恫吓之词,只说了三件事:第一,泗州已克,虹县已克,东路军正在围攻灵璧,南线金军大势已去;第二,城中守军不足三千,我军五万,强攻必胜,但我不愿意多造杀伤;第三,给你们一天时间考虑。一天之后,如果不降,我军攻城。届时城破,一切后果自负。
信的最后加了一句:“城中百姓皆大宋旧民,薛某不欲以刀兵相加。望将军以全城生灵为念。”
唐州金军主将叫完颜阿鲁保,是个年过五十的老军头,在大金南线诸将中不算显赫,但胜在稳妥。他手下的兵确实不到三千人,其中还有一半是本地签军。信到的时候,完颜阿鲁保召集麾下几个千户开了个短会。会开得很快,因为形势根本不需要讨论:三千对五万,没有援军,没有坚城,粮草还能撑半个月,但半个月之内绝不会有任何一支金国援军出现在唐州城下。金国的主力在北边和西边,南线已经抽空了。灵璧那边还有个纥石烈执中在死扛,唐州这边什么都没有。
完颜阿鲁保没有犹豫太久。他不是纥石烈执中——他没有跟西夏人打了二十年硬仗的悍勇,也没有那种“城在人在”的死志。他是一个务实的职业军人,对于一个老兵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怎么打”,而是“打完了以后怎么办”。他知道南线金军的大战略:放弃前沿小城,收缩兵力保邓州,必要时继续收缩保汴京。唐州在枢密院的防御计划里本来就是“可弃”的一栏。既然如此,在这里跟宋军死磕没有意义。
四月十三,薛叔似给的一天期限还没到,唐州北门就开了。
完颜阿鲁保带着他的部队趁夜色撤出了唐州,走之前做了两件事。第一,他派人把粮仓和武库里搬不走的物资全部泼上了油,但没有点火。他在留给薛叔似的一封信里写得很直白:“粮草军械留与将军,非为示弱,实因百姓无辜。若焚之,城中必乱,百姓遭殃。望将军进城之后约束士卒,勿扰平民。”第二,他在撤军前亲自到城南的签军营里走了一趟,对这些本地士兵说了一句话:“你们是大宋的旧民,不必跟着我们走。宋军来了,你们放下武器回家种地,没人会为难你们。”
签军士兵们面面相觑。有几个老兵当场就哭了——不是怕,是他们在金国的旗帜下当了这么多年兵,临到末了,这个女真老将居然还惦记着他们的死活。
天还没亮透,李弈的骑兵就进了城。城门口没有抵抗,城墙上空荡荡的,金国的旗帜已经被撤走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旗杆在晨风中微微晃动。街道上很安静,偶尔有百姓从门缝里往外张望,看到宋军的旗帜,脸上的表情不是欢呼,也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不确定的期待。唐州沦陷金国太久了——从绍兴十一年宋金议和割让唐、邓二州算起,已经六十多年。六十几年的异族统治,足以让三代人从大宋子民变成金国百姓。但是口音没有变。中原的口音还是中原的口音,街坊间说的还是跟襄阳府相差无几的方言,连门口贴的对联措辞都和南边差不多,只是年号改成了金国的“明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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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叔似入城的时间是当天午时。他没有骑马耀武扬威地走正门,而是从南门步行入城,身后只带了几个亲随和一名掌书记。他穿着一身洗得旧的青色官袍,没有披甲,没有佩刀,看起来不像一个统兵大将,倒像一个来视察民情的州官。这个姿态是他刻意为之——他深知,对于唐州这种在金国治下过了六十多年的城池来说,宋军不是“王师”,宋军是“南方来的军队”。六十多年了,这些百姓对大宋的感情已经隔了两三代人。他们记忆里的“大宋”是祖父辈口中的故事,是逢年过节偷偷摸摸拜一拜的旧牌位,是藏在房梁上的一枚靖康年号铜钱。薛叔似要做的不是征服他们,而是重新把他们变成大宋子民。征服靠刀,争取民心靠的是一碗水端平。
进城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衙门挂牌子,而是下令张贴安民告示。告示是他亲自拟的,措辞极简,只有四条:一、宋军入城,秋毫无犯,擅入民居者斩,强买强卖者斩,奸淫掳掠者斩;二、原金国官吏愿留者经甄别后可继续任职,愿去者给路费,不杀不辱;三、粮仓开仓放粮三日,每户一斗,登记造册,老弱孤寡加倍;四、城中百姓原有田产、房舍、店铺,产权不变,任何人不得以“收复”为名侵占。
四条告示贴在四门,识字的念给不识字的听。效果立竿见影。原本紧闭的店铺门板一块一块地卸了下来,茶铺重新烧起了水,面馆重新揉起了面。胆子大的年轻人开始主动帮宋军搬粮草、修城墙,换几枚铜钱。到了第三天,城隍庙前的集市已经恢复了,卖菜的、卖柴的、卖布的,和往常一样吆喝。薛叔似特意换上便服去集市逛了一圈,回来对掌书记说了一句话:“民心可用。但民心也最怕反复。我们在唐州怎么做的,往后在邓州、在汴京,一件都不能少。”掌书记把这句记在了随军日志里。
四月十六,唐州衙门正式换匾。换匾仪式很简朴,没有放炮,没有阅兵,薛叔似只是请了城中几位年长的乡绅来观礼。当那块写着“大宋唐州知州署”的新匾挂上去的时候,一个须皆白的老乡绅忽然哭了出来。他旁边的人小声说,这老头的祖父是绍兴年间唐州最后一任大宋知州的幕僚,金兵打过来的时候不肯降,被杀了。那块旧匾就是在他祖父面前被劈碎的。六十多年了,他们全家一直住在唐州,没有南迁。等这块新匾,等了整整三代人。
薛叔似听到了这个哭声。他没有走过去安慰,只是站在衙门台阶上,对着那几位乡绅深深作了一个揖。然后他转身进了衙门,开始起草给临安的战报。
这份战报的措辞他斟酌了很久。捷报这种东西,写得太张扬,韩太师看了高兴,但东路的将士看了未必舒服——人家在灵璧血战半月,你在唐州兵不血刃,捷报写得再花团锦簇也是占人便宜。写得太平淡,又显得对朝廷的北伐大业不够热忱。最后他决定如实写——唐州克复,金军主动弃城北撤,我军未攻城,伤亡零;城中百姓安堵,秩序已复;粮仓缴获粮草若干、军械若干;唐州既下,邓州门户洞开,中路军不日将北进。
写完之后他在末尾又加了一笔:“臣薛叔似谨奏:唐州之复,非战之功,乃陛下威德远播、金人闻风丧胆之故。然臣深知,唐州小而邓州大,金人弃唐州非怯也,乃欲收缩兵力固守邓州。臣已令前锋李弈部前出至唐州北境,严密监视邓州方向敌情。待东路灵璧战事明朗,臣即率主力北进,会攻邓州。”
这份战报写得四平八稳,既不夸大也不示弱。薛叔似反复读了三遍,确认每一个字都经得起推敲,才封上火漆,交给驿卒。然后他走到舆图前,目光从唐州往西北方向移——邓州。邓州是南阳盆地的北大门,金国在邓州的防御远比唐州坚固。而且金兵正在收缩,唐州的三千人撤回去了,邓州的兵力就会更多。中路军真正的考验,在邓州。
他想了想,提笔又写了一封私信给京湖制置使赵淳。私信的内容比战报坦诚得多——“唐州虽下,中路形势未可乐观。金人弃小城、保大城,收缩兵力,以逸待劳,此乃守势中之攻势也。我部若贸然北进,恐重蹈东路灵璧之覆辙。请大人再调三千精兵与足三月粮草,以备不时之需。”
写完这封信,唐州衙门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暮色中,唐河的水静静流淌,城墙上的宋军旗帜在晚风中轻轻摆动,旗杆上还留着金国旗帜捆绑过的印痕。城里的万家灯火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炊烟袅袅,和南边任何一座大宋城池没有两样。唐州克复,是北伐中路军的第一场胜利,也是北伐开战以来最安静的一场胜利——没有炮火,没有巷战,没有斩千级。只有一封信、一座空城、几位乡绅的眼泪、和一块重新挂上去的匾。
薛叔似站在窗前看着这座平静的小城,心里却在算另一笔账。金兵主动撤退,说明他们在执行一套明确的收缩战略。唐州不要了,虹县不要了,泗州不要了——这些前沿小城全部放弃,把兵力往后收缩。收缩到哪里?邓州、宿州、徐州。把拳头收回去,不是为了不打,是为了打得更重。他知道邓州绝不会再像唐州这样好拿。金人把战线缩得越短,兵力就越集中;兵力越集中,攻城就越难打。东路的灵璧已经证明了一次,中路的邓州很可能会再证明一次。
他转身回到案前,铺开舆图,就着烛火继续研究邓州的地形。窗外的唐州城一片安宁,这是北伐以来最安静的一场胜利。但安静,不代表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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