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朱湘15歲考入清華，後因抵制學生早餐時的點名制度，記滿三個大過而被學校開除。他在寫給低兩級的同學羅念生的信中說：“你問我為何要離開清華，我可以簡單回答一句，清華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奮鬥，而清華只是鑽分數，人生是變換，而清華只有單調，人生是熱辣辣的，而清華是隔靴搔癢。我投身社會之後，怪現象雖然目擊耳聞了許多，但這些正是真的人生。至於清華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出一個假，矯柔。”後來他還當面告訴羅念生，他恨死了清華，他若是有仇人，一定勸他送兒子入清華，這樣才害得死人。

朱湘從不看電影，認為那不是藝術。

上世紀20年代，丁西林對梁實秋說，他理想的家庭具備五個條件：一是糊塗的老爺，二是能幹的太太，三是乾淨的孩子，四是和氣的傭人，五是二十四小時的熱水供應。

豐子愷說：“趣味，在我是生活上一種重要的養料，其重要幾近於麵包。別人都在為了獲得麵包而犧牲趣味，或者為了堆積法幣而抑制趣味。我現在有幸而沒有走上這兩種行徑，還可省下半隻麵包來換得一點趣味。”

學者錢穆認為，快節奏、功利化的生活，不是一種高階活法。上世紀40年代，他曾說：“從鴉片戰爭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國農村逐步破產，閒散生活再也維持不下來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認真，中國人正在開始正式學忙迫，學緊張，學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緊張又哪裡是生活的正軌呢。功利也並非人生之終極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國人在以往長時期的閒散生活中，實在亦有許多寶貴而可愛的經驗，還常使我們回憶與流連。這正是中國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國人今天的大苦處。”

錢穆理想的生活環境是什麼呢？他說：“人類斷不能沒有文化，沒有都市，沒有大群集合的種種活動。但人類更不能沒有的，卻不是這些，而是自然、鄉村、孤獨與安定。人類最理想的生命，是從大自然中創造文化，從鄉村裡建設都市，從孤獨中整合大群，從安定中尋出活動。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華的都市，已熱鬧的大群，已定形的活動中討生活，那只是掙扎。覓享用，那只是墮退。問前途，也恐只有毀滅。想補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鄉村，在孤獨的安定中另求生機，重謀出路。”

錢穆還說：“一切物質生活全沒多大深度，因此影響於全部人生的，也並不深刻。乘飛機，凌空而去，只是快了些，並不見得坐飛機的人，在其內心深處，便會發出多大變化來……若使其人終身囿於物質生活中，沒有啟示透發其愛美的求知的內心深處。一種無底止的向前追求，則實是人生一最大缺陷而無可補償。人生只有在心靈中進展，絕不僅在物質上塗飾。”

聞一多任青島大學教授時，曾在一封信裡說：“我們這青島，凡屬於自然的都好，屬於人事的種種趣味，缺憾太多。”

豐子愷喜歡到一些沒名的、遊人多不會光顧的去處賞景。他說：“我把三潭印月、岳廟等大名鼎鼎的地方讓給別人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這是范蠡致富的秘訣，移用在欣賞上，也大得其宜。”

錢鍾書說：“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正如討闊佬的小姐，宗旨倒並不在女人。這種主權旁移，包含著一個轉了彎的、不甚樸素的人生觀。”

林語堂在評價明代李笠翁所提出居室的“自在”和“獨立性”這兩大要素時，認為“自在”比“獨立性”重要。他說：“因為一個人不論他有怎樣寬大華麗的房屋，裡邊總有一間他所最喜愛，實在常處的房間，而且必是一間小而樸素，不甚整齊，和暖的房間。”他尤其欣賞李笠翁的這樣一段見解：“凡人止好富麗者，非好富麗；因其不能創異標新，舍富麗無所見長，只得以此塞責。”

1924年5月31日，周作人在津浦鐵路的火車上致信孫伏園說：“我並不是不要吃大菜的，但雖然要吃，若在強迫的非吃不可的時候，也會令人不高興起來。”

1924年，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於日用必須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煉愈好。”

徐志摩與張幼儀離婚後，張幼儀的哥哥張君勱反對妹妹再嫁，說：“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則中國的風俗都沒有意義了。”

上世紀40年代，學者金性堯的一個朋友想把杭州一所三上三下的舊式住宅賣掉，在西湖邊另建別墅。金不贊成長居湖濱，這涉及他的一套對生活的理解：“我們對於一切美的欣賞，應該保持一點心理距離；如果一天到晚的對著湖光山色，則湖山就未必能引起我們深切的依戀，深切的低徊，反而會感到厭倦。最好，與住所相距有十里之遙，偶然的於一個月中，來此盤桓徜徉，方能於精神上、於心理上，有一番愉快輕鬆的調劑，然後又依依的跟它叩別，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正如天天讀李杜的詩篇，也會逐漸生厭，所謂忙裡偷閒，方是真正的領略悠閒之趣。否則，便流於無聊和扯淡，變成‘幾乎無事的悲劇’了。少時讀宋人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閒’，至今猶覺綠葉森森中有此悠然一境，這樣的半日之閒，才抵得上十載勞頓。”

趙景深說：“錢歌川是有生活情趣的，他不把生活過得公式化。”

錢鍾書說：“心直口快的勸告，假使出諸美麗的異性朋友，如聞裂帛，如看快刀切菜，當然樂於聽受。不過，照我所知，美麗的女郎，中外一例，說話無不打著圈兒拐了彎的；只有身段缺乏曲線的娘兒們兒，說話也筆直到底。”“無友一身輕，威斯婁的得意語，只算替我說的。”

梁思成說：“我們有傳統習慣和趣味，家庭組織、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飪、縫紉、室內的書畫陳設、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與西人相同。這一切表現的總表現曾是我們的建築。”

謝六逸寫信給友人：“聰明人不願結婚，甚至不必有個家。”謝本人不僅結了婚，而且有一群孩子，有一個令人羨慕的美滿的家。

吳宓說：“除了學術與愛情，其他問題一概免談。”

梁漱溟曾談及擇偶標準：“在年齡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學識上，我全不計較，但願得一寬和仁厚的人。不過，單是寬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難與我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這種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寬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資大略近乎這樣的，就是不識字亦沒關係。”

梁實秋說：“齊（如山）先生心胸開朗，了無執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當作藝術來享受，所以他風神瀟灑，望之如閒雲野鶴。他並不是窮奢極侈地去享受耳目生色之娛，他是隨遇而安的欣賞社會人生之形形色色。他有閒情逸致去研討‘三百六十行’，他不吝與販夫走卒為伍，他肯嘗試各樣各種的地方小吃。有一次他請我們幾個人吃‘豆腐腦’，在北平崇文門外有一家專賣豆腐腦的店鋪，我這北平土著都不知道有這等的一個地方。”

楊振聲說：“字畫只求其好，何必名家？”

有人曾向魯迅提起，歐陽予倩、田漢等人想以改良京劇來宣傳救國思想，魯迅笑道：“以京劇來宣傳救國，那就是：‘我們救國啊啊啊啊了，這行麼？’”

張愛玲著裝分不出前衛還是落伍。一次她去印刷所看書稿的校樣，在與女工聊天時說：“要想讓人家在那麼多人裡只注意你一個，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來穿。”女工問：“穿祖母的衣服，不是和穿壽衣一樣了嗎？”張說：“那有什麼關係，別緻就行。”

1936年春天的一個傍晚，作家吳朗西去永安公司附近赴宴。下了電車後，他先去一家彩票店買航空公司獎券撞撞運氣。此時，有人過來拍他的肩膀，吳回頭一看，是魯迅，他一時緊張，說不出別的話來，便問魯迅：“先生，您買不買獎券？”魯迅笑答：“我從來不買發財票。”

魯迅說：“誠然，用經濟學的眼光看起來，在現制度下，‘閒暇’恐怕也確是一種富。”

邵洵美認為：賭博富於詩意。

金嶽霖說：“沈從文先生從前喜歡用‘打發日子’四個字來形容生活。”

金嶽霖說：“30年代相當早的時候，唐擎黃先生同我從晚八點開始討論‘雅’這一概念，一直討論到午夜兩點鐘以後，我們得出的結論只是這東西不能求，雅是愈求愈求不到的東西。”

徐悲鴻和蔣碧微去法國前逗留北京期間，徐每天四處交際，蔣則枯守家門，她說：“往後幾十年裡，雖然經常聽朋友在說北平住家怎麼理想，可是我就從來不曾想過要到北平去住。因為在我的記憶裡，我那北平一年的生活，只有苦悶和貧窮。”

林語堂說：“欲探測一箇中國人的脾氣，其最容易的方法，莫過於問他喜歡林黛玉還是薛寶釵。假如他喜歡黛玉，那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假如他贊成寶釵，那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有的喜歡晴雯，那他也許是未來的大作家；有的喜歡史湘雲，他應該同樣愛好李白的詩。”

魯迅曾在廈門大學執教，他對廈門有如此印象：“此地初見雖然像有趣，而其實卻很單調，永是這樣的山，這樣的海。便是天氣，也永是這樣暖和，樹和花草，也永是這樣開著，綠著。”魯迅還說過：“我不愛江南。秀氣是秀氣的，但小氣。聽到蘇州話，就令人肉麻。此種語言，將來必須下令禁止。”

梁實秋說：“我雖然足跡不廣，但北自遼東，南至百粵，也走過了十幾個省，竊以為真正令人流連不忍去的地方應推青島。”

徐志摩說：“男女之間的情和愛是有區別的，丈夫絕對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況鴉片煙榻，看似接近，只能談情，不能愛，所以男女之間最規矩最清白的是煙榻，最曖昧最嘈雜的是打牌。”

1935年10月29日，魯迅致信曹聚仁：“今天卻看先生之作，以大家之注意於胡蝶之結婚為不然，其實這是不可省的，倘無蝴蝶之類在表面飛舞，小報也辦不下去。”

魯迅說：“自己一面點電燈，坐火車，吃西餐，一面卻罵科學，講國粹，確是所謂‘士大夫’的壞處。印度的甘地，是反英的，他不但不用英國貨，連生起病來，也不用英國藥，這才是‘言行一致’。但中國的讀書人，卻往往只講空話，以自示其不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