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魯迅致信顏黎民：“我很贊成你們再在北平聚兩年；我也住過十七年，很喜歡北平，現在是走開十年了，也想去看看。”

張競生說：“新男性應該具有碩大的鼻子，濃密的鬍鬚，寬闊的肩膀，強健的肌肉；新女性則應該具有高聳的鼻樑，紅潤的臉頰，豐滿的乳房，肥胖的臀部，粗壯的大腿以及發達的性器官——所有這些都是性交過程中性趣衝動達到最高潮的產物。”

周作人說：“在中國我覺得還是北京最為愉快。”

郁達夫說：“女人終究是下等動物，她們只曉得要金錢，要虛空的榮譽，我以後想和異性斷絕交際了。”

胡適在課堂上曾給“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這句格言加了一條：“時髦不能跟。”

林語堂曾用第三人稱自述生活方式：“他主張優遊歲月，卻認為全中國除了蔣先生和蔣夫人，就數他最勞碌，他硬是靜不下來，火車老不進站，他一定在站裡站外逛來逛去，到商店巡察各種糖果和雜誌。寧可走三層樓梯，不願意等電梯。洗碟子速度很快，卻老是打破一兩個。他說愛迪生可以24小時不睡覺，不足為奇，端賴你工作專心與否。‘一位美國議員演講五分鐘，愛迪生就會睡覺，我也和他差不多。’”

林語堂說：“我想一個人的房間，應有幾分凌亂，七分莊嚴中帶三分隨便，住起來才舒服，切不可像一間和尚的齋堂，或如府第中之客室。天羅板下，最好掛一盞佛廟的長明燈，入其室，稍有油煙氣味。此外又有煙味、書味及各種不甚了了的氣味……”“我要幾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時髦的長褂，及兩雙稱腳的舊鞋子。居家時，我要能隨便閒散的自由……在熱度95以上的熱天，卻應許我在傭人面前露了臂膀，穿一短背心了事。我要我的傭人隨意自然，如我隨意自然一樣。我冬天要一個暖爐，夏天要一個熱水浴房。”“我要幾位知心朋友，不必拘守成法，肯向我盡情吐露他們的苦衷。談話起來，無拘無礙，柏拉圖與《品花寶鑑》念得一樣爛熟。幾位可與深談的友人，有癖好，有主張的人，同時能尊重我的癖好與我的主張，雖然這也許相反。”

潘光旦說：“我近年來有一個主張，就是覺得大小家庭都不好，最合理的是不大不小的家庭，剔除了大小家庭的缺點。這種不大不小的家庭，是由老壯少三輩組織成的，老人有豐富的經驗，壯的有力氣做事，少的有理想同朝氣，使著家庭的福利能夠進步。這樣的家庭，可以利用各人的特點，向外發展，對於國家同社會，以及他們的家庭，都是有益處的。”

潘光旦主張女人40歲之前最好在家帶孩子，教育子女，等孩子成長起來，母親再參加社會工作。但這個觀點遭到清華女學生幾乎一致的激烈反對。

蔣介石說：“夫妻諧和為人生唯一之樂事也。”

1925年春，孫中山病重入協和醫院，西醫已無辦法。這時張靜江、胡適等人向孫中山推薦中醫。孫說：“一隻沒有裝羅盤的船也可能到達目的地，而一隻裝了羅盤的船有時反而不能到達。但是我寧願利用科學儀器來航行。”

魯迅說：“人到無聊，便比什麼都可怕，因為這是從自己發生的，不大有藥可救。”

1920年，吳宓與陳寅恪在紐約碰面，當時，兩人還是30歲上下的青年，難免談及愛情與婚姻。吳宓日記記下了陳寅恪的幾段論道，如：“陳君又論情之為物……而斷曰：（一）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二）與其人交識有素，而未嘗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等及中國未嫁之貞女是也。（三）又次之，則曾一度枕蓆，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及中國之寡婦是也。（四）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而無外遇者也。（五）最下者，隨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謂情矣。”又如：“陳君寅恪雲：‘學德不如人，此實吾之大恥，娶妻不如人，又何恥之有？’又云：‘娶妻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輕描淡寫，得便了之可也。’”

南開校長張伯苓說：“人可以有黴運，但不可以有黴相。越是倒黴，越要面淨髮理，衣整鞋潔，讓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覺，黴運很快就可以好轉。”

梁實秋說：“清茶最為風雅。”他就這個結論所舉的例子是：“抗戰前造訪知堂老人於苦茶庵，主客相對總是有清茶一盂，淡淡的、澀澀的、綠綠的。”

湯定之不喜歡葷素搭配的炒菜，說：“葷的就是葷的，素的就是素的，何必弄得不葷不素呢！”

豐子愷將人生比作一個三層樓。一是物質生活，二是藝術生活，三是靈魂生活。弘一法師的出家，即是不滿足於藝術生活，登上三樓，一探宇宙之真相，人類之究竟。

梁漱溟說：“我總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覺得茶，它有點興奮性。我都不要喝茶；白開水好。我吃飲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類，人家認為好吃的東西我都不要吃，並且我吃得還很少。”

黃裳說：“一個人除了吃飯、睡覺、工作之外，總得有點好玩的事做做才會覺得生活有滋味。”

林語堂說：“人生在世，幼時認為什麼都不懂，大學時以為什麼都懂，畢業後才知道什麼都不懂，中年又以為什麼都懂，到晚年才覺悟一切都不懂。”

林語堂說：“中國就有這麼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階層，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在動物世界裡找這麼弱智的東西都幾乎不可能。”

吳昌碩說：“吃東西用筷子，何等文雅，西菜動用刀叉，尚具原始習性，是野蠻習慣，不足取法的。”

畫家程瑤笙不缺錢，而自奉甚儉。他不抽菸，不喝酒，食無魚，出無車，寓中的傢俱多為從舊貨店廉價買來的，一個長几還缺條腿，用煤油箱墊著。但他以濟人為樂，曾說：“我得天獨厚，福當和人共享。”

吳湖帆對陳巨來說：“凡遇不相識的人，要絕對讓人看不出你是個印人，我是個畫家。假使葉恭綽對任何人都大談其鐵路建設，梅蘭芳對任何人大談其西皮二黃，豈不自形淺薄？”

錢鍾書說：“‘永遠快樂’這句話，不但渺茫得不能實現，並且荒謬得不能成立。快過的快不會永久；我們說永遠快樂，正好像說四方的圓形，靜止的動作同樣地自相矛盾。”“快樂在人生裡，好比引誘小孩吃藥的方糖，更像跑狗場裡引誘狗賽跑的電兔子。幾分鐘或者幾天的快樂賺我們活了一世，忍受著許多痛苦。我們希望它來，希望它留，希望它再來——這三句話概括了整個人類努力的歷史。”

周作人很反感用籠子養鳥，他說：“如要鑑賞，在它自由飛鳴的時候，可以儘量的看或聽，何必關在籠裡，擎著走呢？我以為這同喜歡纏足一樣的是痛苦的賞玩，是一種變態的殘忍的心理。”

1924年12月7日，周作人致信學者江紹源：“我的意思，衣服之用是蔽體即以彰身的，所以美與實用一樣的要注意。有些地方露了，有些地方藏了，都是以彰身體之美，若是或藏或露，反而損美的，便無足取了。裙下無論露出一隻腳兩隻腳，總是沒有什麼好看，自然應在糾正之列。”

黃裳年輕時好酒，他是記者，常喝得晃晃悠悠地去上夜班，照寫評論不誤。他說：“喝酒的回憶都是很愉快的。正是因為‘少年不識愁滋味’，我一直不能理解為什麼酒是可以解憂的。”

林徽因說：“頤和園的山太俗氣了，頤和園的精華在後山。”

辜鴻銘主張納妾，他的理由是《字說》中雲，“妾”為“立女”，供男子疲倦時靠一靠。有外國女士與之爭辯，說未嘗不可以反過來，女子累了，用男的做手靠，因而也可以一妻多夫。辜鴻銘反駁的理由是：一個茶壺可以配四個茶杯，沒見過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的。

吳佩孚一生，在生活上奉行“三不”主義，即不出洋，不住租界，不娶妾。

1925年，李金髮由鄭振鐸介紹加入文學研究會，成為該會的第149個成員。這個文學青年一旦進了文學的圈子，接觸到一幫所謂聲名赫赫的人物後，才發覺他們“其實都是亭子間絞腦汁的可憐寒士，若能在中學做一國文教員，或與書局有關係，做一位編輯，便沾沾自喜，終身有托。文人無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髮最終放棄了他曾經夢想的文學之路。

曹聚仁一生，集學者、作家、報人等於一身，交遊極廣，可以說文章和朋友都遍天下。他曾在文章中說：“說到朋友之間的相處，我該提一提柏斯格（法國17世紀思想家，即帕斯卡）的話：‘沒有一個人，在我們面前說我們的話，和在我們背後說的會相同的；人與人間的相愛，只建築在相互欺騙上面；假使每個人知道了朋友在他背後所說的話，便不會有多少友誼能夠保持不破裂的了。’朋友相處，也和冬天的刺蝟一般，離開得遠了，彼此感不到溫暖；相處太迫近了，彼此的針又會刺痛了彼此的肉了，只能相互保持若干距離，以彼此能感到溫暖而又不至相互刺痛為度。”

朱自清祖籍浙江紹興，在揚州長大，他說：“許多人想到揚州是出女人的地方。但是我長到這麼大，從來不曾在街上見過一個出色的女人，也許那時女人還少出街吧！不過從前所謂‘出女人’，實在指姨太太與妓女而言，那個‘出’字就和出羊毛、出蘋果的‘出’字一樣。《陶庵夢記》中有‘揚州瘦馬’一節就記的這類事，但我已毫無所知了。另有許多人想，揚州是吃得好的地方。這個保你沒錯兒。北京人尋常提到江蘇菜，總想著是甜甜的膩膩的。現在有了淮揚菜，才知道江蘇也有不甜的；但還以為油重和清淡的山東菜不同。其實真正油重的是鎮江菜；揚州菜若是讓鹽商家的廚子做起來，雖不到山東菜的清淡，卻也滋潤、利落，絕不膩嘴膩舌。不但味道鮮美，顏色也清麗悅目。”

田漢說：“婚姻是一條繩索套上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結婚，用情人制。”田漢的伴侶安娥的愛情觀也與此吻合，她認為，在相愛的男女之間應該“爭愛情不爭軀殼”，“重內容不重形式”。安蛾說：“女人為什麼非看重結婚這個形式？假如男女的結合是基於愛情的話，同居也好，結婚也好，有什麼關係呢？企圖用結婚這一形式作為愛情的保障，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