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說終於找到了一個戲劇性的結尾。

這個結尾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這部作品的主題立意和整體基礎——我究竟寫了一個什麼樣的人物，這個人物的喜怒哀樂及最後的命運，究竟要向讀者說明什麼，昭示什麼？

我傾力描摹的這個女孩，曾以她健康陽光的外表感動過我；曾以她爽朗倔犟的個性感動過我；曾以她艱難困苦的經歷感動過我；曾以她善良熱情的天性感動過我。最深刻的是，她的那場令人難以置信的精神之戀，她把對一個男孩的暗戀如此長久地深藏於心，確確實實，感動過我！

我曾為她始終不能實現她的嚮往而感到惋惜；為她生活中的種種變故和逆境感到焦慮；為她最終選擇極端手段，尋求簡單解脫，感到震驚。在兩次庭審之後我不得不相信這是一個真實的不幸。我愈發感到像優優這樣年輕的男孩女孩，內心都有一塊我們永遠無法探明的隱秘，他們的真實思想，他們的行為方式，我們永遠無法做出真切判斷。他們下一分鐘將會做出什麼驚世駭俗的事情，我們永遠無法先知先覺。

我把優優的結局，告訴了那位一直催我儘快完稿的電視劇製作商。他在嘖嘖嘆惜的同時，壓不住欣喜若狂。他說你好好寫，快點寫完，這片子拍出來肯定好賣！少女殺人，無論其心路歷程還是案件的偵破過程，都天生具備了充分的可看性，足以和廣大觀眾的好奇心強烈互動。

他進而提出了一個新的策劃，以若干年前曾經熱播的一部電視系列劇《命案十三宗》為例，主張我的這部作品，一旦改編成劇，不防也照貓畫虎，渲染些紀實風格，甚至索性向觀眾挑明該劇以真人真事作為背景，是一部名副其實的“情感實錄”！因此當務之急，是趁故事的人物原型還活著的時候，搶拍一些真人鏡頭，以備今後片頭片尾之用。

製片商的這個策劃並未等我同意，便迅速著手實施。那一天他把電話打到我的家裡，說已經用某電視臺的名義，商得監獄管理部門同意，明天就要到看守所去拍攝與優優談話的實景。談話的內容有兩個策劃，一個是請律師出面和她談上訴的事情，話題必須涉及案情。另一個是請編劇——也就是我——對其進行獄中採訪，以“臨終關懷”的名義，讓她談些內心隱秘，最好能談出點“千古恨”那一類的感慨，和當初“一失足”的思想動機。

我不知出於什麼心理，不想再次面對優優，不想再次面對這樣一個將不久於人世的青春女孩，不想再次面對一個因毒殺幼兒而在我心中變得極其陌生的人物。我預想到這種面對將會令我的內心，逃不開無處發散的心寒和彆扭，所以我做了推辭，建議製作商去找律師。但當天晚上製作商又打來電話，說律師對這個角色表示了拒絕，理由是上訴早已上訴，而且非常不巧，今天最高法院剛剛將上訴駁回，裁定維持原判。估計早則今晚，遲則明晨，原審法院便會將最高法院的終審裁定，送達本人。律師不願重新表演一遍。所以製作商只好又來懇求於我，希望我明天親自出馬，在攝影機前與優優談談，他說這時候與優優交談，唯我最佳人選。

我只好答應。

一來，我為了稿費必須服從這個商業計劃；二來，我去也是為了優優。

我想，無論如何，優優曾經向我袒露過心扉，將她從不告人的隱秘，與我交流。她最愛周月，但不能與他交流；她最親大姐，但很少與大姐交流；她曾與凌信誠形同夫妻，但心中的這一塊隱秘，也無法與之交流。所以製片商說的也確實沒錯，在優優死到臨頭之際，與她做最後交流的那個人，也許只能是我。最適合給予她一點感情安慰的人，最適合聆聽她臨終懺悔的人，也許只能是我。

第二天一早，臨時組建的一支攝製小組便開車來到我家，接我一起去了關押優優的監所。一審判決下達之後，優優從分局看守所移至了位於北京南城的一個更大的看守所中。由於經過事前聯絡，監管幹部比較配合，特地為我們在監區內安排了一個較大的屋子，在我們布好燈光，架好機器之後，民警便把優優帶過來了。

優優目光憔悴，容貌卻依然年輕。身上穿的囚服尺寸有些小了，身材的線條卻無意間被勾勒得起伏動人。她在我的對面，隔了桌子坐下。當民警將她的一隻腳腕，用鐵鏈固於椅腿之時，她偷眼看了一下我身後的鏡頭，臉上露出些難為情的樣子。這細微的動作讓我心中一震，想到人之將死，還這樣顧及面子，可見羞恥之心，乃人之本性。

談話開始之前，我先做寒暄：“優優，你還好嗎？”我的神態故意輕鬆，聲調也處理得儘量隨意：“身體好嗎？這兩天心情還行嗎？”問完之後我才發覺這類寒暄與此時的優優，實際上是多麼不夠厚道的一個提問，大有哪把壺不開提哪把的傻氣。

好在優優彷彿比我坦然，言語表情並不上掛下連，她用頗為事務性的口吻答道：“這些天睡得不好，所以總覺得噁心，一噁心就吃不下東西。”

“有沒有去看看醫生？”我問。

“沒有。”她說：“前兩天沒心情看。現在，看不看也無所謂了。”

我停頓少頃，開始介入正式話題：“優優，今天有幾個電視臺的記者跟我一塊兒過來看你，他們聽了你對我說過的那些經歷，都覺得很有意思。他們，也包括我在內，都對你和那個小孩之間後來發生的事情……很不理解，甚至很不相信。所以，我們今天來，是想跟你隨便聊聊，聽聽你的想法。我想，我和你，咱們之間也談過好多次了。你把你的家庭、歷史、你內心喜歡誰不喜歡誰，都毫無保留地告訴過我，我應當有義務再聽聽你最後的想法，對你的一生，做一個完整真實的記錄，你說好嗎？”

優優點點頭，並且，還微微笑了一下，但那笑容如同曇花一現，短促得接近於無。她在點頭之後，又精神枯萎地搖了搖頭，聲音也顯得毫無生氣。

“昨天這裡的隊長跟我說了，其實我真的不想再談什麼了。大家都是聽他們的，我說什麼，又有誰聽。現在我再說，又有什麼用。我說我沒殺乖乖，你們信麼？”

我語遲片刻，難以回答。信與不信似乎都不宜討論。我換個問法，把差點走僵的場面，調轉開去。

“你現在最想什麼，想你大姐嗎，想不想信誠？想不想對他們說些什麼？”

“不想了。”優優還是搖頭，但接著又說：“前些天我託這裡的民警給我大姐帶話，讓我大姐過來看我，我很想她。可民警說我押在這裡已經用電話通知我姐夫了，我姐夫說我大姐已經不認我了。那天晚上我哭了一夜，第二天想想又有點不信，也不知道我姐夫告我，我大姐曉不曉得。她就我這麼一個小妹，從小帶我就像我媽，難道她真捨得我嗎？”

優優的表情，幾乎像是自問，隨後，又像自答：“不過大姐也沒辦法，她身體不好，現在和我姐夫一起，全得靠他，她也只能全聽他的。她也沒有辦法。”

我說：“你認為你姐夫向公安局交代的事情，是誣告呢，還是說了實情？”

優優看我，那樣子這還用問麼！“你知道的，我姐夫那人，只認錢的。準是誰又給他錢了，他才這樣說我。要不然就是公安局逼他了，他沒辦法，就這樣說我，這樣說我人家就可以把他放了。兩種可能都有。”

“你希望是哪一種可能？”我繼續問，也不知為何要這樣問。

“當然是第一種，第一種至少他會得到錢的。他得到錢了，至少能拿出一些給我大姐看病。”

“那你豈不是太無辜了？”

優優歪頭看窗外，未即回答，良久才說：“我也沒有辦法，連小梅都說不服法官，我又能怎麼樣呢。這些天我想來想去……我心都死了。這是老天對我的報應。”

我不知該再問些什麼，我被優優木然的神態弄得心中難過。我身後一位攝製組的頭頭見場面冷了，便越過我插嘴提問。

“你對那個死去的小孩子和他親生的父母，有什麼要說的嗎，你想不想對他們說一聲抱歉？”

優優的目光擺正，越過我投向那位提問的先生，她很明確地搖了搖頭，毫不猶豫地答道：“我為什麼要向他們抱歉？”停了一下，優優放低了聲音：“不過我也想了，他們也挺不幸，要是我親生的孩子死了，可能我也要發瘋的。”

提問的人抓住這話，繼續逼問：“你既然能理解他們的心情，為什麼不肯說一聲抱歉？”

優優看著那人，眼睛有些茫然，神色若有所思，她突然喃喃說道：“我想，我想對信誠說一聲抱歉。這些天我一直在想，信誠對我真的不錯，可我特別不懂事，總是任性發急，動不動就跑出去。我明明知道他身體有病，我不該衝他發脾氣的。現在想想後悔也沒用了，你們就替我向他道個歉吧。信誠是個好人，我知道我這輩子欠了他的，可老天這樣罰我，罰我去死，這樣來說我也算不欠他了。”

我不忍再讓身後那位老兄漫無節制地發揮，用那些譴責性的提問來折磨優優的神經。殺人者固然可殺，但我還是希望能給這位行將上路的女孩一個死前的寧靜。於是我把話題接過，同時換了一種關懷的口吻，向優優提問：

“優優，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和你見面了，你要不要和你的大姐，還有阿菊他們，說些告別的話呢？你要的話，我們正好有攝像機可以拍下來，可以給他們看的。”

優優馬上表示要的，然後還坐正了身子，目視攝像機的鏡頭，問我：“我就看著它說呢，還是看你？”

我說：“你要直接向她們告別的話就看鏡頭，這樣她們就能感覺你是衝她們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