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珊

我一直都把她作為患難中的好朋友，直到現在。

我畢業於北大，她畢業於清華，我學中文，她學物理，本來各不相擾；但畢業後我們被分配到同一家中央機關，在同一間辦公室裡度過了三年，這就要算共過患難了。

把坐機關視為“患難”，似乎不妥，但對我和小珊來說的確如此——我們實在太不適合坐機關了！

比如開會。領導說：“共產黨就靠開會嘛！國民黨才靠收稅呢！1921年要不開‘一大’，哪兒來的共產黨啊！”言之者鑿鑿，聞之者惑惑，小珊悄悄對我說：“那1924年要不開‘一大’，哪兒來的國民黨啊！”偏偏機關裡的會還特別多，而且機關開會不比學校，你帶本閒書往旯旮一坐也沒人管你——如今我們算是政府官員，開會你老拿本兒書看算怎麼回事兒？於是我和小珊都視開會為畏途，每每託詞逃會，實在逃不掉也要設法坐到一起，假裝認真記錄，實則用筆聊天，我至今還記得小珊的幾次開場（她寫在筆記本上，然後將本推到我眼前）：

“梁，我想和你聊天。聊什麼？隨便。”

“我昨天看了《波斯人信札》，很喜歡，你呢？”

“你懂四維空間嗎？要不要我講給你聽？”

“又該老汪(1)發言了，我真聽不懂他的福建普通話。”

再比如接待來訪。須知來中央機關談工作的都是“長”字號的，讓我和小珊這樣的年輕人聽他們“彙報”，給他們“指示”，實在讓我們一點兒找不著“感覺”。於是我們只好拼命裝出少年老成的樣子，我把我爸爸50年代的一套毛料中山裝翻出來穿上，小珊也忍疼剪去了她的披肩秀髮，竭力朝中年婦女的樣子打扮。

至於日常的行政工作，我和小珊也很久不能適應，我說我一看公文就頭疼，小珊說她一看報表就眼暈。經過領導的批評教育，我們總算弄明白了“我是革命一塊磚，東南西北任黨搬”和“我是革命螺絲釘，哪裡需要哪裡擰”的道理，明白了辦公室就是黨和人民交給我們的戰鬥崗位猶如工人的車間農民的田野戰士的哨位，更明白了一紙公文重千斤萬一出了差錯將給國家帶來重大損失也給個人帶來重大影響，因而工作起來更不敢馬虎。只是每逢工間休息的十五分鐘都要抓緊時間結伴兒出去散散步，作為緩解。小珊雖是學物理的，對中文卻也有些造詣，每逢和我散步時常順口吟些“痴兒了卻公家事”“又得浮生半日閒”的頹唐之論，我也不去理她。終於有一天散步時，我告訴她我決定去大學教書，已蒙領導放行，這兩天就要辦手續了。小珊怔怔地聽著，好半天才說道：“我當然應該祝賀你，可是……你就讓我一個人留在這兒是嗎？”我連忙安慰她說反正都在北京，以後還會經常見面的。小珊搖搖頭，說：“可是以後上班的時候我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了，就剩下我一個孤鬼……”話沒說完眼圈兒就紅了。

接下來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天，我和小珊相約到西山八大處去散心——這是我們成為同事之後第一次結伴遠足，算是告別吧。在一座香菸纏繞的小廟裡，我讓小珊許一個願。她想了想，特莊重、特深沉地說：

“希望我和梁左來生再成為同事。”

我震驚了。雖然我知道她是開玩笑。

小珊許過願，又恢復了往日活潑可愛的樣子，挽了我的手，徐徐向前。

我調離機關兩年以後，小珊也調到一個研究所工作。這期間我們分別都結了婚，有了孩子，但也沒斷了聯絡。她現在對禪宗很有興趣，每天早上起來都要“打坐”一番，心平氣和後才開始一天的生活。她先生和我也是好朋友，曾打電話對我說：“你勸勸我們家小珊吧，別走火入魔中了什麼邪！”

我把這話對小珊轉達了，她只是笑笑，什麼也沒說。

我覺得她近來變得特別不愛說話。

我希望讀者把這幾篇小文當作小說而不要當作傳記去讀，因為不僅文中人物的姓名全是虛構的，而且事情也有增刪，都是認真不得的。

當然這都是過去的事情，至於現在，因為忙，早就沒有這種閒情——但也不能就算六根清淨了。記得介川龍之介（他是日本現代最偉大的作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介川獎”為當今日本文學最高獎）有一句名言：

“一個青年在二十五歲結婚以後就再也沒有愛上別的女人，庸俗到了何等程度啊！”

我自信我還不是一個庸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