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臺裡聽到侯寶林

我平生讀到的第一本相聲集，是50年代出版的《侯寶林郭啟儒表演相聲集》。那是一個文化荒漠的時代，一個初中生能得到這樣一本書當然是愛不釋手了。

這本書我前後讀了大約二十遍，直到幾乎能把所有的段子都背下來為止。不能說僅僅因為這本書便決定我後來選擇了相聲創作工作，但直到現在，我仍然能感受到它對我的相聲創作的巨大影響。

第一次聽到侯寶林的相聲是在插隊的時候，說來荒唐，竟是從“莫斯科廣播電臺”的對華廣播中聽到的。那時“四人幫”尚未倒臺，國內風雲變幻，我們幾個知青收工回來關嚴門窗，圍坐在老鄉家的炕頭上“偷聽敵臺”，本來想聽到些政治方面的訊息，沒想到聽到的居然是侯寶林郭啟儒合說的《夜行記》！

這對我們枯燥的業餘文化生活來說真是一針強烈的興奮劑，一連幾個月我們都在熱烈地議論這段相聲，而且每次都能自己把自己逗笑。當然，一位後來的中國相聲作家居然是在外國電臺中第一次聽到自己國家相聲大師的作品，現在想起來真有點兒不可思議。

第一次見到侯寶林先生是在北大中文系讀書時，他被聘為我們系的教授，來系裡講課。這次講課不是安排在教室，而是在禮堂。結果幾千人的禮堂座無虛席，我們中文系的學生受優待，每人一張票，其他系的學生只能十幾個人攤一張票，很多沒票的學生擠在門口，可謂盛況空前。

侯先生講的題目我記得是相聲史一類，但這樣的題目除了對中文系文學專業而且還得是像我這樣的學生才能產生興趣外，一般學生根本沒什麼興趣，他們來的目的就是見見侯先生，聽他說兩段兒。但侯先生此時是我們系聘來講課的教授，並非請來的演員，於是供需雙方就發生了矛盾。好在侯先生具有豐富的舞臺實踐經驗，講了幾句之後即摸清了這是個什麼樣兒的“場子”，於是在講演中穿插了大量作品介紹和“現掛包袱”（臨時抓哏），於是皆大歡喜。

——現在我有時也被高校請去講相聲創作之類，我吸取侯先生的經驗，不管主辦單位怎樣要求，我始終堅持以介紹作品為主，把史、論之類都減少到最低限度——有幾個大學生會像當年的我一樣對相聲史和相聲論感興趣呢？

我步入相聲界之後，被侯先生所在的中國廣播說唱團聘為特約創作員。其實侯先生早已退休，不大來團裡，我在團裡僅見過他一次，匆匆地聊過幾句。侯家二公子耀華、三公子耀文和我都是極熟的朋友，侯府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但與子女的交往通常以不打擾長輩為宜，所以我與侯先生竟從未深談過什麼。

1991年在相聲界的一次聚會上，侯先生做了一個發言，其中談到相聲目前不景氣的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待遇不公：“人家費那麼大勁兒寫個段子，你給加倆餿包袱就算你的了？名也是你的，利也是你的，那人家誰還寫相聲啊？”

會後聚餐時相聲作家廉春明與我相約給侯先生敬酒，侯先生笑問：“怎麼樣，我今天講的對你們寫相聲的還算公道吧？”

我們忙說：“公道公道，就為這個敬您一杯！”

“公道就好。”侯先生高興地站了起來，與我們碰杯。我們知道他身體不好，勸他不要多喝，但他還是一飲而盡。

我想起我少年時讀的那本書，為什麼叫《侯寶林郭啟儒表演相聲集》呢？加這“表演”二字，實際上是侯先生有意強調他僅僅是作為相聲表演藝術家在表演作品——雖然收入集子中的許多作品，特別是許多傳統作品，都經過了他的加工和淨化，而這種加工和淨化現在看來是具有開創意義的，其艱鉅程度也並不比創作一段新作品輕鬆——但侯先生仍然認為這僅僅屬於“二度創作”，是一個表演藝術家的分內之事。

後來，侯先生身體欠安，先在醫院治療後回家中養病，我曾去電話問候，是侯伯母接的：“梁左呀，昨兒我還唸叨您哪！昨兒有人送來一隻甲魚給侯老補身體，我一下就想起您來啦，您要在這兒就好啦！”侯伯母記憶力真好，數年前有一次在侯府用飯，耀文說做一隻甲魚招待我，我說這我拿手呀，於是自己下廚房做了一道清蒸甲魚，侯伯母嘗過之後直誇味道好。聽她在電話中提起此事，我忙問：“要不我現在到您府上給您露一手兒去？”就聽耀文在電話旁邊埋怨他媽：“人家都挺忙的，您提這事兒幹嗎呀！”然後他接過電話：“梁左呀，我們老爺子好多了，多謝你惦記著……你甭聽我媽瞎說，那甲魚我昨兒都給做得了，比你做的還強哪！”也不知是真是假。

當我寫這篇文章時，侯先生還健在；當我編輯這本小書時，他已經離我們而去。

他臨終留下話，說他一輩子感謝觀眾，說觀眾是他的衣食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