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民藝術

相聲的歷史儘管年輕，但我們在探討它時，仍然需要追溯到相當久遠之前的一段時期。當然，這“相當久遠”也未必需要奮起直追到八千年以前，但如果追溯到一千年前的北宋初期，也許還是很有必要的。

北宋初期在政治、經濟上實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如士兵歸農、獎勵墾荒、均定租稅、寬刑寬商等等，使農業生產有了很快發展，商業、手工業也空前繁榮。

商品經濟的壯大，使商品交換的中心——城市和居住在城市的人民——市民的隊伍也日益發展壯大起來。

市民階層的思想意識、審美觀念、欣賞要求一步步滲透到文學藝術中，從而形成了中國文藝在宋元之際的重大轉折——市民文藝佔據了主導地位。

市民階層雖然是在商品經濟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新的階層，卻並不是一個新的階級，它不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也不存在於新的生產關係之中。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商品經濟是依附於小農經濟的。市民階層與小農經濟的兩個對立的主體——地主和農民——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它無法從這個大的背景下掙脫。

同時，市民階層本身的成分也很複雜，它不是以勞動和非勞動者來劃分，也不是以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來區別，而是以是否居住在城市作為確認這一階層的標誌，只要居住在城市的，除去“官”之外，就都是“民”了。

就拿市民文藝的經典著作《水滸》來說，其中操刀的鄭屠、開藥鋪的西門慶、做媒的王婆、唱小曲的閻婆惜、賣燒餅的武大郎，都是市民。

甚至許多久居城市的下層官吏和士兵，就其思想意識來說，也可以劃入市民的範圍，如魯達、武松、楊志、林沖等等——這並非以思想劃成分，過去一般認為，下層官吏屬於統治階級的下層，而士兵則是被統治階級所利用的農民；但農民在城市住久了自然會變為市民，市民階層的上層可以進入統治階級，統治階級的下層自然也可以劃入市民階層，顯現出一種交叉狀態。

上述人物——從鄭屠、王婆到魯達、武松——他們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差別很大，生活目標、生活道路、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但他們又都同屬於市民階層之中，就可見這個階層五彩紛呈、青黃合一、魚龍混雜、貓鼠同居的狀況了。

但是，既然同屬於一個階層，他們身上就必然有著某些相同和相通的東西。如果我們把市民與農民相比較，就會發現兩者之間的巨大差別：

市民由於離開了土地的束縛，離開了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又生活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都十分發達的城市，眼界要開闊得多，思想要活躍得多，農民身上那些落後、愚昧、狹隘、保守的東西在他們身上要少得多，這樣就很自然地使他們要衝破中國封建的傳統思想文化的牢獄，這種“衝破”反映到文學藝術中，就使得中國文藝在宋元以後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精神和新的氣象。

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是自我封閉型的，整個社會的發展節奏十分緩慢，常常處於相對靜止的狀態。這個社會提倡的美德是勤勞樸實、安分守己、節制慾望等等。

而市民階層由於離開了土地，居住在城市，從事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生活節奏大大加快，生活中的起伏變化也比地主和農民都要迅速猛烈得多——在一夜之間可以發財，也可能破產。更為重要的是，幸福生活的獲得也不僅僅靠勤勞儉樸，也可以靠偶然、靠運氣、靠投機取巧。

這就使得市民階層對神的敬仰、對統治者的敬仰、對傳統觀念的敬仰大大削弱，而他們那種渴望發財的心理、對富貴者又忌恨又想取而代之的心態、對克勤克儉的勞動者（特別是農民）的輕視嘲笑態度，以及對現實享樂的追求、對個人慾望的放縱等等，頗有些接近於後來產生的資產階級，而迥異於農民階級乃至封建統治階級。

市民階層的這種心理狀態，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倫理道德和社會觀念，並且一步步地反映到市民文藝之中。

市民文藝最初主要體現在詞曲、戲曲、講唱藝術和勾欄瓦舍的其他藝術形式之中，以後逐漸佔據了中國的大部分文學藝術門類。

但是也有例外，比如文學中的詩歌、散文這些領域就始終主要把持在統治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手中。

又比如藝術中的民歌、民間故事、民族舞蹈這些門類則一直被認為是中國農民的藝術。

即使在同樣的市民文藝中，也往往存在著文野高下之分。

這種區分從本質上來說是由於不同層次的市民偏愛不同形式的文學藝術，在外表上則常常表現為由於形式的差異而導致了內容的差異：

——詞曲、戲曲、說話藝術的指令碼或唱詞由於有市民階層的知識分子參與其中，其檔次就往往高一些；

——參與勾欄瓦舍的說唱雜耍藝術的主要是市民階層的下層，其檔次就往往低一些。

這種情況幾乎一直延續到解放以後。

也許要令我們感到遺憾的是，市民藝術中的相聲藝術恰恰屬於後者。

我們雖然不必拘泥於某些零散的資料而認定相聲發源於單絃或脫胎於口技，但相聲與戲曲藝術中的對話藝術和丑角藝術的關係，與講唱藝術中的說話藝術尤其是墊話藝術的關係，與雜耍藝術（即前面引用《品花寶鑑》中提到的“什錦雜耍”，後來又有人稱之為“高尚雜耍”，也就是今天的“曲藝雜技”）中的其他姐妹藝術包括單絃和口技的關係，的確是不同尋常、耐人尋味的。

而這些孕育著相聲藝術的藝術，或者其本身正處於市民文藝的下層——如各種雜耍；或者其影響到相聲藝術的正是它們的“下層”部分——如戲曲講唱既有文人創作的也有藝人自己創作的，既有登大雅之堂的也有撂地演出的，而被相聲吸收的正是後者。

所以，相聲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是市民文藝中的貧民的藝術，雖然它偶爾也在富貴人家的堂會上出現（演出一些《大上壽》《吉祥話》之類的喜慶段子），但那只是“客串”或“玩票”而已，它的根始終紮在市民階層的下層之中——甚至直到今天，還有人認為相聲相對其他藝術形式而言是低檔次的。

隨著市民隊伍的發展壯大，隨著市民階層的日趨成熟，市民文藝也逐漸發展成熟起來。這種成熟不僅體現為形式的出新——如各種擬話本直到長篇小說的出現，如各種地方戲曲包括京劇的出現，如各種曲藝形式乃至相聲的出現，更主要地體現為思想和主題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