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藝術之革新

解放以後，傳統相聲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傳統相聲的革新工作幾乎是與共和國誕生的禮炮同時開始的。

這一方面是由於人民政府的倡導，另一方面也出於廣大相聲工作者的自發要求。

相聲藝人們對解放是歡迎的，對新社會是嚮往的，但對自己將來的前途（生活前途和藝術前途）則普遍抱有一種茫然不知所措的心理。

鄧友梅曾生動地描述過馬連良第一次來到文聯機關時的情景——

……那人正衝著傳達室姓田的老頭一個勁鞠躬，謙恭地說：“您辛苦，您多照應，您多捧……”那人回過臉來衝我也來一躬，笑著說：“我叫馬連良，剛從外邊回來，還不大懂咱們的新規矩，您多照應，您多捧，您……”

我想，馬先生的這種謙恭多少反映了他在社會鉅變面前的一種困惑和迷惘，這與當時絕大多數舊藝人的心態是相同的。

據說當時有的京劇演員因為怕違反《婚姻法》，把舊戲中丫鬟小姐們的芳齡由“年方二八”一律提高為“年方二九”。

相聲演員自然也不甘居人後，他們首先停演了一些色情的、庸俗的、低階的、不健康的老段子（這是完全必要的），而在上演的老段子中則生硬地加進一些揭露舊社會、歌頌新社會的內容，這些內容在今天看來也許有點讓人哭笑不得，而在當時，他們的態度卻是相當畢恭畢敬的——

《賊說話》：“鬧賊，舊社會有這事，現如今可是沒有賊啦！沒有賊可是沒有賊……反正啊該留神還得留神。”

《借火兒》：“有一個人上吊自殺了。為什麼呢？您想，解放前那個年頭，是人吃人的社會，一團黑暗，倒真是鬼世界。”

《糊塗縣官》：“在那黑暗的社會里，什麼稀奇古怪的事兒都能發生，和尚抓住老道的頭髮，左右開弓，打了十幾個大嘴巴。”

《繞口令》：“我家有個飛禽白淨八斤雞，飛到張家後院裡，張家惡霸壞東西，欺壓良善不講理，共產主義我正學習，鬥爭惡霸鬥到底。”（這是老舍先生改編的）

在傳統相聲段子中加進這些內容雖然顯得生硬，也與主題無關，更不構成包袱，但演員們還是自覺地而非被迫地這樣做了，這也表現了他們對舊社會的深切厭惡和對新生活的熱情嚮往。

當然，嚴格地說，這種舊瓶裝新酒、換湯不換藥的改革也算不得什麼革新，最多隻反映了老一代相聲演員們的一種革新的願望。

由於思想水平、自身素質、文化程度、政治氣候等諸多因素的限制，他們當時採取了這種做法來實現這種願望，這雖不說是南轅北轍，至少也是相距甚遠吧。

但無論如何，這種願望本身是應該得到尊重的。

所以，我們仍然把它當作相聲革新的前奏——遺憾的是，這前奏的尾音拖得很長，甚至一直到今天，在相聲創作中生硬地貼標籤、加主題的做法仍然時有出現，成為一項非革除不可的弊端。

相聲的真正意義上的革新工作，在50年代，主要是由以侯寶林、馬三立為代表的老一輩相聲表演藝術家們進行的，也得到了老舍、羅常培等專家學者們的大力幫助。

透過革新，使傳統相聲在內容上得到淨化，在藝術上進一步完善，由過去的撂地藝術登上了大雅之堂。例如《陰陽五行》，例如《改行》，例如《婚姻與迷信》，例如《關公戰秦瓊》，都是在那一時期湧現的經過改編而煥然一新的優秀作品。

這些作品的成功主要是透過認真剔除傳統相聲的糟粕，從而使它的精華部分大放異彩。生命之樹常青，藝術之花不敗，直到幾十年後的今天，這些作品仍然深受觀眾喜愛，併成為專業工作者學習的典範。

在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前期，在專家學者們的幫助下，老藝術家們還創作上演了一批新編相聲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買猴兒》《昨天》和《夜行記》。

《買猴兒》為當代文藝的典型畫廊增添了新的人物，“馬大哈”已成為生活中人們稱呼那種馬馬虎虎、大大咧咧、丟三落四、不負責任的人的“共名”，儘管這個人物的形象還不夠豐滿，性格也比較單一，但畢竟不失其典型意義，這篇作品為相聲藝術成功地塑造典型形象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昨天》巧妙地運用了相聲藝術的荒誕手法，打破了時空的限制，將十年鉅變濃縮於一天的所見所聞，儘管它的喜劇效果還不盡如人意，但它的創作意識卻是相當超前的。

《夜行記》是一篇宣傳交通法規的作品，主題平淡無奇，思想也未見特色，但它一反傳統相聲羅列事件、堆砌包袱的手法，始終緊緊抓住人物性格這一中心，透過事件寫人物，圍繞人物寫事件，開了以塑造人物性格為主的相聲創作的先河。

這些作品的出現，證明了中國相聲藝術將來的光明前景——正如魯迅所說：“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儲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時期，還有一批青年相聲工作者加入了相聲革新的大軍，馬季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