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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歌頌型』和『諷刺型』

說到春節晚會的節目,我最熟悉的是相聲和小品。

相聲和小品是每年春節晚會的重頭戲。

這兩個品種搞好了,歌舞戲曲總差不到哪兒去,整個晚會就算基本成功了。

反過來說,如果相聲、小品砸了鍋,就算歌唱得再好,舞跳得再好,節目串聯得再好,整體設計得再好,也往往是費力不討好。

這幾年春節晚會的不景氣,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與相聲的不景氣關係極大——小品前兩年還行,這兩年不知怎麼也跟著相聲一起往下走了。

究其原因,恐怕因為它們都屬於“諷刺型”的藝術品種。

說實話,我至今都不明白,許多相聲小品的思想深度和反映生活的廣度與其他體裁的文藝作品相比並不遜色,為什麼要簡單地分為“歌頌型”和“諷刺型”呢?——這種奇特的分類法是相聲小品所獨有的,從來沒有人把小說、詩歌、戲劇、電影這樣分類。

——《紅樓夢》是“歌頌型”還是“諷刺型”?

——《紅高粱》是“歌頌型”還是“諷刺型”?

——《茶館》是“歌頌型”還是“諷刺型”?

——《離騷》是“歌頌型”還是“諷刺型”?

從來沒人問。

就是有人問也準保沒人理——有病呀!

憑什麼我們的相聲小品就該在這“歌頌型”與“諷刺型”中間繞來繞去,繞了四十多年還沒繞出來,而且還準備一直繞下去呢?

也許,因為別的藝術的內容都比較複雜,而相聲小品內容都比較簡單吧?

那麼,一旦當相聲小品的內容也變得複雜起來,這種簡單的分類法是否就應當自動結束自己的歷史使命呢?

遠遠沒有。

是的,遠遠沒有。

至少,在春節晚會上,這種分類法的生命力還是很強盛的。

一段相聲如果被確認為是“歌頌型”的,簡直可以一路綠燈,一帆風順。姜昆李文華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姜昆唐傑忠的《照相》(不是《如此照相》,那屬於“諷刺型”),劉偉馮鞏的《虎年談虎》,侯耀文石富寬的《戲迷》,李金斗陳湧泉的《送春聯》,還有常寶華等人的《相聲聯說》,莫不如此。

倘若是“諷刺型”的嘛,當然啦,也不是不讓你上春節晚會,還要看你“諷刺”的是什麼。諷刺個吹牛皮啦,說大話啦,吃喝風啦,高消費啦,要贊助啦,亂收費啦,賭博耍錢,超生超育,小商小販,缺斤短兩……一句話,小打小鬧的,注點意,也還行。若是涉及到官僚主義,脫離群眾,世風日下,黨風不正,以權謀私,認人唯親,社會弊端,熱門話題……對不起,要透過審查,可就難上加難了。

春節晚會上許多相聲和小品的遭遇都是現成的例子:

《宇宙牌香菸推銷員》——“我們國家的香菸現在剛剛有了少量出口,這樣一搞,弄不好要影響創匯呀!”

《羊肉串》——“朱時茂作為工商執法人員,怎麼能隨便吃個體戶的羊肉串呢?儘管是被迫的,也是違反紀律,容易讓人對工商人員產生誤解。”

《虎口遐想》——“小夥子臨死以前說要把什麼老虎吃人的錄影賣給外國人去賺外匯,這好像不大合適吧?當前有些同志對改革開放就是有情緒……”

《主角與配角》——“兩個演員一會兒是八路,一會兒是特務,一會兒是漢奸,一會兒是叛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好像不大嚴肅吧?”

我們再以1992年的春節晚會為例:

——侯耀文石富寬的《買猴新篇》是“諷刺型”的,主要諷刺公款吃喝、公款旅遊什麼的,在工廠為工人同志們演出很受歡迎。段子的基礎相當不錯。後來不知怎麼,審查來審查去,毛病越挑越多,最終給“斃”了!比如一位領導說:“到長白山買猴?不可能!我在吉林工作多年,長白山根本不出猴嘛!”其實,“買猴”這一事件本身在生活中也是不可能發生的,誇張、變形、荒誕都是“諷刺”的常用手法,人家諷刺的是公款旅遊,明明那兒不出猴你偏要去買猴,這就是公款旅遊嘛!《買猴新篇》被槍斃以後,演員和作者又奉命趕寫了一段“歌頌型”的《小站迎春》,“不一樣就是不一樣”,這回領導審查時還沒看到一半兒就連連鼓掌,連連點頭,一致透過,一次透過,什麼意見都沒有了。

——牛群馮鞏的《電視批評》是給電視臺提意見的“紀實性”相聲,屬於所謂“小罵大幫忙”一類。這個題材事先徵得了晚會劇組和電視臺領導的同意,他們和作者還走訪了電視臺的各個部門,比較深入地瞭解了觀眾的各種意見。節目出來後,幾位領導可就有點兒吃不準了:你給少兒節目、給體育節目、給動物世界你提什麼意見都不要緊,給《新聞聯播》怎麼提意見?“新聞聯播的主要缺點就是太短,半個鐘頭哪夠呀,三個鐘頭才好呢!”這像話嗎?“新聞聯播不是接見就是會議……”你說誰呢?“新聞聯播年年都有點兒雷同,一月開門紅,二月迎新春,三月學雷鋒,四月悼先烈,五一頌勞動,六一唱兒童……”你趕緊給我打住吧!趁早兒,別麻煩,換節目!新節目叫《辦晚會》,雖然也是“諷刺型”,小打小鬧的,問題不大!

——維吾爾族歌唱演員克里木和回族相聲演員常佩業合說的《民族樂》,也說不上是個什麼“型”的,因為段子本身根本就沒什麼內容。後來也不知哪位眼尖,發現這個段子敢情是“歌頌”民族團結的,56個民族56朵花兒,回族維吾爾,一段相聲佔了倆,雖然水平差點兒,得啦,修改提高吧!後來領導審查時也說了類似的話:要按藝術水平說《民族樂》確實不夠上春節晚會的,可一段相聲涉及兩個少數民族,難辦哪!——我至今也不明白這有什麼難辦的,藝術水平不夠,你就是涉及八個少數民族管什麼呀?該刪就刪唄!

唉!難哪!

本來嘛,人家春節晚會就講究個歡快向上,相聲小品倒是越多越好,不過這“諷刺型”的嘛,也不能說絕對不要,可大過年的你諷刺誰呢?

就說人家有點官僚主義、有點脫離群眾,有點落後現象、有點封建思想,好歹總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吧?都諷刺人家一年了,年根兒底下,還不該讓人家鬆快鬆快?等過了年再接茬諷刺不行嗎?

要“諷刺”還有個規矩,對事不對人。工農商學兵,誰也不能提。馬季的《宇宙牌香菸推銷員》一出來,除了說他可能影響出口創匯,還有質問的:“難道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推銷員的形象嗎?”不是呀,這是個別的,還有好的。“那你怎麼不說那好的呀?”

“諷刺”總得有人物,有人物總得有職業,說別人不行,就說演員自己吧!沈伐的《零點七》(四川諧劇,類似於單口相聲),說的就是演員要高價,這回別人聽著倒沒意見,演員不幹啦!參加晚會的一幫年輕演員一本正經地找到沈老師,“劇組讓我們通知您,您的節目被‘槍斃’了,讓您趕緊收拾東西回家,一天不準多待!”說是開玩笑,也能見真心。節目播出那天,你看那現場效果,觀眾個個笑開顏,演員個個板著臉——這兩年社會上對咱們演員的議論就不少啦,您還跟這兒添油加醋的,這不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嗎?

在春節晚會上搞“諷刺”,還得照顧到節日習俗,諸多禁忌,百事不宜。什麼生啊死啊傷啊亡啊的都少提,大過年的別給人添堵。愛情也少寫,人家家裡大男小女老少三代團團圓圓坐一塊兒看電視,你寫這個,當老輩兒的臉上掛不住。外國的事兒說說行嗎?跟誰也不挨著……別呀,中國節日你老提外國幹嗎?

就這麼難!

從相聲和小品創作的艱難可以看出整個春節晚會創作的艱難。

多年以來,春節晚會就是在這艱難中摸索著前進。

多年以來,我們——春節晚會的創作者們——就是在這艱難中摸索著前進。

我想起年輕時讀過的郭沫若的一句詩:

——鳳也飛倦了,凰也飛倦了,它們的死期將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