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左走了，去離我們不遠的地方。

按說他應該是捨不得離開他所熱愛的生活的。

他對它是那麼地有感情。

在東直門小衚衕的大雜院裡，他和街坊二哥一起請我吃飯，地點是門洞裡，那兒通風，我和梁左穿著大背心。二哥光脊樑，事情是為二哥二嫂吵嘴打架說和。梁左說：小兩口打架不記仇，白天吃的一鍋飯，晚上睡著一個枕頭，不是說你們，說的是農民，是李雙雙他們家。你們是知識分子，不一樣，你們得分清哪是哪，找明原因，順藤摸瓜，為什麼中國老祖宗講窮吵惡鬥，這是根兒，是因為窮了才吵，咱就解決窮的問題。

第一，先把工作推了。

第二，把房找著，別在大雜院裡住，住樓房單元。

第三，把房裝修好嘍，沒錢不要緊，借錢，裝修好了就得掙錢還錢，那時候，還吵嗎？不吵了，沒工夫了，還沒還完錢哪，為吵嘴影響住單元房，不合算呀！因為吵嘴搬回大雜院兒，誰也擔不起這責任，知識分子，分得出輕重呀！

說得我哈哈大笑，二哥不好意思地笑。門洞裡的小酒小菜吃得我們樂融融的。

事後，我重複他的話，說他講得有意思，梁左說：“大雜院裡吵嘴的事，特經琢磨，越琢磨越有味兒，在他們當中，我能寫好些好些東西……”他一邊抽菸一邊眯著眼睛琢磨，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詞，但是那股為在最基層的生活中吸取營養的愜意勁兒，我能感受得出來。

我讓他上說唱團來當創作幹部，開始他答應了，可是他和我幹了一年多以後，忽然提出不願意在說唱團裡幹，希望能到一個研究單位，我幫助他到了中國藝術研究院當了曲藝研究所的理論幹部。

我問他為什麼？他依然抽著煙眯著眼，咱們倆快兩年了，我看出來了，你這個說唱團的團長，就是一個大家長，你什麼事都管，都護著、人家早上起得晚，你不高興，覺得人家懶，臉上還掛相，人家晚上打會兒麻將，你耷拉臉告訴“幹部不許參加！”弄得別人全看你的臉色上班兒。我是和你最好的朋友，你從來不管我，可我心中有愧，我喜歡和他們打麻將。現在我可以，因為我不是幹部，萬一你重用我，讓我當班級的創作班長。我就成幹部了，我瞎了，玩不成麻將不說，我缺了一個和大傢伙不動腦子聊天的途徑，所以，我先撤一步，為的是有個散漫自由的天地，為你排憂解難，為我鋪平墊穩，何樂而不為呢？像他平常一樣，把他心中醞釀很久的事宜，用惆悵式的，漫不經心地向你娓娓道來，讓你樂顛顛地進入他的邏輯之中。不時地還以“嘖”的感嘆詞表示讚許和同感，生米做成熟飯時，才後悔上當。

梁左沒來說唱團，去了藝術研究所的曲研所，但是我瞭解到他希望無拘無束的創作，不願意與最善良的老百姓接觸，有障礙，願意有個“不動腦子聊大天”氛圍的追求，這是他心底的追求，他在以後的創作中也這樣追求著。

在佔有豐富的生活素材上，梁左善於構思，當然他的構思是從生活中完成。1985年，我參加了全國視聽高考的考試，其中讓我寫公文格式的文章時候，我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我戲謔地寫了這樣一篇文章。

遵照上級進一步搞好改革開放的重要指示精神，經北京市經濟開發委員會討論決定，自即日起開放長安街以東地區，為自由貿易早市地段。

梁左聽著，眯著眼睛讚道：“這是個好東西！”他對題材，對戲劇的因素有一種本能的敏感，他一口一口地抽著煙說：“姜昆，你說你要上電大，把這考試卷子夾在腳踏車後架子上，然後你在東四牌樓那兒走。車一顛，一陣風給你吹走了，你不知道走了。碰上個正要做買賣下海的人，嘿！他一看，二話沒說把你這稿子拿回家去，七姑六姨的那麼一通兒宣傳，了不得了，長安街堵塞，自由市場擺上攤兒，那地方寬敞，一傳十，十傳百，先是近郊區的，接著就是遠郊縣的，然後警察就查誰造謠惑眾，發動群眾，層層深入，一對筆跡是姜昆的，然後設立專案組，採取背對背的方式挖深搞透，你這說唱團長所有演出的賬目翻個頂朝天，和海外的關係全部監聽，所有和你談過話的，找你簽過字的女孩一個一個地審查，打聽，追你組織群眾在長安街上搞自由市場的動機……”他的一通發揮，樂得我前仰後合，他也笑得幾乎喘不上氣來。1988年底，這就是我們共同創作《特大新聞》的原始階段。現在回憶起，他如潮的思緒，豐富的想象，誇張的構思，不盡的素材，哪一個不來自他豐富的底蘊和基礎，哪一塊兒不出自給予他不盡寶藏的生活源泉。

梁左寫了那麼多的東西，沒有離開過他身邊熟悉的人，沒有離開過他所熟悉的環境，沒有離開過家。

我愛我家，他愛他家，梁左愛生活這個“大家”。

梁左走了，但是我知道他沒有離開他愛的大家，他就去了離我們不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