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左是我的學長。

他1977年考入北大，長我兩屆。梁左在學校裡並不活躍，不是那種張揚外向的大學生——比如我。初識他是因為我們劇社裡有個人見人愛的漂亮女生，由於早早有了男朋友而令人扼腕噬指，我當時見過這位名叫“梁左”的男朋友，只覺他平凡得扎進食堂裡就找不出來了，一點沒瞧出哪裡是個大才，更想不到此人身上緊緊繫著我的未來。

梁左是我的搭檔。

那是十年後，我聽到了他的相聲作品《虎口遐想》《電梯奇遇》和《特大新聞》在街頭巷尾眾口爭說。

此時一直做演員的我正在為實現自己的理想——做一名導演而努力，但這努力卻屢遭失敗，皆因沒有一個好的劇本——更確切地說是因為缺少一位出色的、僅僅屬於我的劇作家——就像曹禺於焦菊隱一樣。所以當再次握住這位師哥雙手時，我這回還真看出他有點兒與眾不同啦。當我充滿激情地給他講述了我留學傳奇和藝術抱負，繪聲繪色地給他描畫了我倆合作的美好明天，尤其是向他論證我的獨門法寶——情景喜劇——將如何全面改變中國喜劇的未來之後，斜躺在沙發裡的梁左伸了個大大的懶腰——梁先生與人交談時向來如此，先是坐，然後歪，說著說著就擺平了——開口道：“嗯——是這樣的老英達（給你的名字前頭加個“老”字算暱稱），我最近呢正需要一大筆錢，所以你要是特別佩服我，使勁求我呢——我就受累給你幫這個忙……”話雖如此說，梁左第二天就跟我上了西山，開始封閉寫作《我愛我家》。中國第一部情景喜劇由此誕生，我也找到了自己的“曹禺”。山裡一待就是兩三個月，憋得我梁師哥不光口中淡出鳥來，回家時臉趴在車窗上看也看不夠，口中喃喃道：“還是城裡好哇——它有人哪！……”

梁左是我的同行。

我和梁左早就發現，我們這兩個背景相近經歷相似趣味相投的北大同學，無論是在喜劇創作中還是在生活情趣上都有著驚人的一致。我倆常說，似乎各自在此之前所做的一切，比如他學中文，我學心理，他寫相聲，我演喜戲等等等等，都是上蒼刻意安排，為我倆合作情景喜劇做準備，當鋪墊的。

天性幽默決定了梁左和我一樣，一旦黏上了情景喜劇就終生不可能離開。拍過《我愛我家》以後梁左或寫或導，興致所至還在自己的戲裡演一把，一直沒有離開情景喜劇。

有幾次放出話來說是打算玩個話劇或是改寫小說，最後都不了了之，還是回到愛之恨之的情景喜劇。他經常是一邊寫劇本一邊說：老英達你看這個情節怎麼樣？我原本是打算留給我的小說——直接拿諾貝爾文學獎的！要不是你們都一死兒地求我，能這麼隨便用到這破戲裡嗎？！梁左這話還真不能算大，我知道的某些諾貝爾得主，從戲劇結構到人物語言，水平真的不如梁左。

梁左是我的親人。

他不光助推我的事業起飛，還給了我完整家庭。經他領進情景喜劇的妹妹梁歡後來不僅成為了我的寫做主力，而且成為了我的妻子。《我愛我家》之後我和梁左又合作了《新七十二家房客》《一手託兩家》等一系列喜劇，直到他含笑離開，為我寫了一半的《閒人馬大姐》手稿還在他的電腦上閃爍……

我知道，紀念這個改變了我一生的朋友的最佳方式，就是將我們共同開拓的中國情景喜劇之路繼續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