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隐秘的、无法言说的关联,让他更感到肩头的责任。
讨论的最后,李秀芝引导大家:“报上说了,咱们每个人,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勤俭节约,也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做贡献。大家想想,咱院里,咱自个儿家里,有啥节约的好办法,或者能为集体、为街道做点啥的?都可以说说。”
这个话题引了更多的七嘴八舌。
有人说可以把洗菜水、淘米水攒起来浇花,有人说旧衣服拆了可以做鞋底,有人说糊火柴盒可以贴补家用也算增产……气氛热烈而松散。
王建国听着,心中一动。
他想起在工厂里,节约一度电、一公斤钢材、一个螺丝钉,都是有严格指标和考核的。
这种工业化的节约思维,是否能应用到日常生活中?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道:“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咱们平时点炉子烧剩下的煤灰,里头其实还有些没烧透的煤核,筛一筛,还能再烧一次,能省点煤。还有,用剩下的肥皂头,攒多了,用水煮化了,倒进模子里,又能做成整块的肥皂,虽然难看点,但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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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建议让院子里静了一下,随即议论开来。
“煤灰里筛煤核?这倒是!我以前也见过老婆子们这么干!”
“肥皂头还能这么弄?王处长,你这办法好!回头试试!”
“到底是搞技术的,脑子就是活!”
易中海点点头:“建国这提议实在,是过日子的好办法。”
阎埠贵更是眼睛亮,已经开始心算筛煤核和煮肥皂头的“经济效益”了。
李秀芝笑着看了丈夫一眼,在本子上记下了这几条。
王建国看到自己的“跨界”建议被接纳,心里也有一丝小小的成就感。
这与他解决那些复杂的工艺难题感觉不同,更直接,更贴近生活,也更能被身边的人理解。
除了这些集中的活动,王建国的假期日常也穿插着一些零星的“义务劳动”机会。
有一次周日,街道组织去附近的街心公园义务植树,李秀芝动员院里的青壮年参加。
王建国也报了名。
那天,他和傻柱、贾东旭,还有前院两个年轻人分在一组。
傻柱力气大,抢着挖树坑,干得热火朝天,汗流浃背也不停。
贾东旭开始也挺卖力,但干了没多久就显得有些吃力,动作慢了下来,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王建国则是不紧不慢,讲究方法,用铁锹的姿势很省力,挖的坑也规整。
他还提醒同组的人,树坑的深度和宽度有要求,土要拍实,水要浇透。
休息时,傻柱咕咚咕咚灌着凉白开,对王建国说:“王处长,没看出来,您干这活儿也在行!”王建国笑笑:“干活儿都一样,使巧劲比使蛮劲强。”
贾东旭在旁边听着,没吭声,只是低头摆弄着自己的手套。
王建国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身上那种混杂着好胜、别扭和些许茫然的情绪,但也没多说什么。
劳动结束回家,孩子们看到他裤脚上的泥点和手上磨出的红痕,都围了上来。
王新蕊撅着小嘴给他吹“痛痛飞”,王新平好奇地问种树累不累,王新民则默默去打了盆热水。
李秀芝一边帮他拍打衣服上的土,一边心疼地数落:“让你在家歇着,非去逞能。”
王建国却觉得这种纯粹的体力劳累,让他的身心得到了另一种放松,看着新栽下的小树苗,心里有种实实在在的满足感。
当然,假期里更多的是平淡而珍贵的家庭时光。
他看着三个孩子渐渐显露出不同的性格:王新民像个小大人,懂事,有责任心,喜欢安静地看书,或者摆弄父亲带回来的小玩意儿,偶尔会问出一些出年龄的、关于“机器为什么会动”、“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的问题;
王新平活泼好动,精力旺盛,是院里的孩子王之一,喜欢带领一帮小男孩玩“打仗”、“抓特务”的游戏,用木棍当枪,砖头堆当碉堡,嘴里“哒哒哒”地模拟着枪声;
王新蕊则是家里的小辣椒,伶牙俐齿,主意正,喜欢跟哥哥们“争权夺利”,玩跳皮筋时能跳出各种花样,嘴里哼的歌谣也变成了“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美国野心狼!”
王建国惊讶于孩子们如此迅地吸收着外界的信息,并将它们融入自己的游戏和语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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