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副部长那张不苟言笑、眼神锐利的面孔,也在他脑海中浮现。匿名信风波虽然暂时平息,但梁子已经结下。
烟烧到了手指,刺痛让他回过神来。
他掐灭烟头,在狭小的房间里踱步。
不能硬顶。
那样的后果,他不敢想象。
必须想办法,必须找到一条路,既能应对眼前的压力,又能尽可能地守住底线,保住基地的元气和技术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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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夜未眠,他脑海里反复推演着各种可能。
他想起战争年代,面对强敌,有时候也需要战略性的迂回和坚守。
带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和沉重的决心,王建国登上了返回基地的列车。
车窗外的景色飞后退,一如那无法逆转的时代洪流。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但大脑却在高运转,构思着回到基地后,该如何召开会议,如何传达精神,如何布置工作,如何在那份令人窒息的指标计划上,艰难地划出一道可能存续的缝隙。
回到基地基地,气氛果然已经不同。
班子会议上,王建国宣读了部里的计划指标。
话音落下,会议室里先是短暂的寂静,随即爆出热烈的议论。
主管生产的副指挥老吴第一个站起来,他年近五十,是工人出身的技术型干部,性格耿直:
“翻两番?三番?还要搞那两种听都没听说的新东西?王司长,这……这能做到吗?咱们的罐子、人手、原料……哪一样跟得上?”
他的话引起了一些低声附和。
老吴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看到王建国沉默的脸,又憋了回去。
陈经纬坐在角落里,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但始终没有言。刘德培等几位老技师,则是一脸忧心忡忡,欲言又止。
回到部委这间略显陈旧却秩序井然的办公室,王建国有一种短暂脱离战场的虚脱感。
门在身后轻轻关上,将走廊里隐约的电话铃声和脚步声隔绝开来。
午后的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斜斜地照进来,在深棕色的木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光斑里无数细微的尘埃无声地浮沉。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墙角那座老式座钟出均匀而低沉的滴答声,像时间稳健而毫不留情的脚步。
他脱下外套,随手搭在椅背上,然后有些疲惫地坐进那张硬木扶手椅里。
椅子出细微的、令人安心的吱呀声。
他没有立刻去处理桌上摞起的待阅文件,也没有去接那台沉默的黑色电话,只是向后靠去,闭上干涩的眼睛。
窗外传来遥远的、有节奏的轰鸣,不知是火车还是工厂的机器。
这声音让他想起重庆基地里那些日夜运转的酵罐。
他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喝了一口已经凉透的茶水。
苦涩的滋味在口腔里蔓延开。
座钟敲了一下,下午两点了。
王建国强迫自己从纷乱的思绪中抽离。
他坐直身体,拉过桌上那叠文件。
最上面一份是关于某个兄弟单位“土法上马”取得“重大突破”的简报,言辞夸张,数据惊人。
他皱了皱眉,将它放到一边。
下面是一份技术司报送的关于新型酵工艺中试遇到瓶颈的详细报告,数据翔实,问题分析透彻。
他拿起红蓝铅笔,仔细地阅读起来,不时在上面做些批注。
只有沉浸在这些具体的、逻辑严密的技术细节里,他才能暂时忘却外界的喧嚣和内心的沉重,找到一种熟悉的、确定的掌控感。
阳光在缓缓移动,办公室里的光影逐渐变化。
王建国伏案的身影,在巨大的地图和堆积的文件背景下,显得有些渺小,却又异常执拗。
窗外的喧嚣与室内的寂静,时代的狂飙与他笔下的谨慎批注,形成了奇特的共存。
他知道,休息是短暂的,更多的问题和压力还在前方。
但至少在此刻,在这方属于技术和理性的小小空间里,他还能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原则,做他认定该做的事。
这就够了。
他深吸一口气,继续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报告上,笔尖划过纸面,出沙沙的轻响,像是蚕在努力吞食桑叶,试图织出点什么结实的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