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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5章 京城肉联厂吕朝阳求援（第1页）

王建国等大家议论得差不多了，才缓缓开口。

他先肯定了跃进计划的重大意义，表示基地坚决拥护总路线，有决心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他的语气平稳，甚至带着一些必要的“热情”，这让老林等人的脸色稍霁。

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

“但是，同志们，决心要有，科学态度也要有。跃进不是蛮干，热情需要落实到具体的措施上。上级给了我们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做的，不是空喊口号，而是立刻行动起来，把困难想在前头，把措施落到实处。”

他拿起笔，在纸上一边写一边说：

“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我们初步估算，至少需要新增大型酵罐八到十台，配套的灭菌、空气过滤、循环水系统需要同步扩建，这涉及到设备订货、制造、安装、调试，周期至少需要九到十二个月。电力供应需要增加百分之两百，市电能不能保障？需要立刻协调。原料，主要是豆粕和骨粉，需求量翻几番，采购渠道、运输、仓储都要重新规划。技术工人，我们现在满打满算能独立顶岗的不到五十人，要实现新产能，至少需要再培训一百人，这需要时间。还有新产品的攻关，x型干扰素和y型细胞因子，据我所知，国内没有任何研究基础，需要进口特殊培养基、检测试剂，需要建立全新的分析方法和质控标准，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时间和技术积累的问题。”

他一条一条，将抽象的“翻番”指标，拆解成具体的、需要真金白银和时间周期的硬件、软件条件。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他清晰而冷静的声音，和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刚才激昂的情绪，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虽然还在冒着热气，但温度降了下来。

“王司长，”

老林忍不住开口，语气有些生硬，“你列举的这些困难，确实存在。但正因为有困难，才需要我们去克服！我们不能被困难吓倒，要挥主观能动性！设备不够，能不能挖掘现有设备潜力？能不能让它们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工人不够，能不能一专多能，加快培训？原料供应，全国都在支援跃进，只要我们打报告，上级肯定会协调！至于新产品，路是人走出来的，帝国主义能搞出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可以先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一个嘛！”

王建国点点头，似乎很赞同：

“林书记说得对，要挥主观能动性。现有设备挖潜，工人培训加快，这些我们立刻就可以着手做。原料和电力问题，我会亲自写报告，详细列明需求，请部里和市里协调。但有些客观规律，我们必须尊重。设备负荷运转，会大大增加故障风险，一旦染菌或设备损坏，损失更大，反而影响跃进。工人培训再快，也需要掌握基本操作和原理，否则生产不出合格产品。至于新产品……”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陈经纬，“我们需要立刻成立专门的预研小组，由陈经纬同志牵头，收集一切可能找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最基础的理论分析和实验探索。但这需要时间，需要投入，而且失败的风险极高。我的意见是，在现有产品增产和新产品攻关之间，我们必须有所侧重，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能全面铺开，什么都想抓，结果可能什么都抓不好。”

他提出了自己的“迂回”方案：

一方面，立即着手现有生产线的“挖潜”和有限扩能计划，尽最大可能提高产量，但绝不承诺不切实际的翻番，并详细列出需要上级协调解决的资源清单；

另一方面，组建精干小组，对两种新产品进行“前期研究攻关”，重点是文献调研和实验室级别的原理性探索，绝不盲目进行中试或试生产。

“这叫‘两条腿走路’，”

王建国总结道，“既有冲天的革命干劲，又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把困难想足，把措施做实，把需要上级支持的地方提明白。这样，即使最终结果暂时达不到最理想的指标，我们也尽了最大努力，并且为今后的真正突破打下了基础。”

会议在一种微妙的气氛中结束。

老林等人显然对王建国的“保守”估算和“有所侧重”的提法不太满意，觉得不够“跃进”，但王建国条分缕析的困难清单又让他们难以反驳。

陈经纬等人则暗暗松了口气，至少王建国顶住了全面蛮干的压力，为技术理性保留了一块阵地。

会后，王建国将会议情况和他的思路，整理成一份详尽的报告，附上那份长长的、需要部里协调解决的资源清单，用加急信件往北京。报告措辞极其谨慎，通篇充满了“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尽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等表态性语言，但在具体问题和需求上，毫不含糊，数据详实。

他知道，这份报告送到部里，尤其是送到那些被跃进热情冲昏头脑的领导面前，很可能会被视为“叫苦”、“讨价还价”，但他必须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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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为基地设置的第一道缓冲。

等待部里回复的日子里，压力从外部汹涌而来。

报纸上、广播里，几乎每天都有各行各业“放卫星”的捷报：某县土高炉日产铁万吨，某公社水稻亩产万斤，某小厂用简陋设备造出了精密仪器……这些明显违背常识的消息，却被大肆宣扬，奉为“破除迷信”的典范。

兄弟单位、甚至一些条件远不如他们的地方小厂，也传来“喜讯”，声称用“土法”搞出了高产量、高质量的生物制品。

部里的电话、电报催问进展的频率越来越高，语气一次比一次严厉，要求他们“尽快拿出像样的成果”、“不要落在后面”。

指挥部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

一部分年轻技术人员和基层干部，被外部狂热气氛感染，觉得王建国太保守，束缚了大家的手脚，私下议论“别的单位能放卫星，我们为什么不能？”“是不是领导怕担责任？”。

甚至有人偷偷写“小字报”，贴在食堂门口，不点名地批评“某些领导思想右倾，跟不上跃进形势”。

老林副书记虽然未公开支持这种言论，但态度暧昧，在开会时，会“顺便”传达一些其他单位“敢想敢干”的“先进经验”，无形中给王建国施加压力。

最让王建国感到寒心和愤怒的，是来自技术队伍内部的一种危险苗头。

一天晚上，陈经纬脸色难看地来到他的办公室，关上门，低声说：

“王司长，有人找我，建议……建议我们把最近几批质量特别好的产品集中到一天出厂，作为‘高产日’的成绩报上去，或者……或者把实验室里小试成功的样品，稍微‘加工’一下，说是车间中试的阶段性成果，先应付过去，缓解一下上面的压力。”

王建国猛地抬起头，盯着陈经纬：“谁的建议？”

陈经纬犹豫了一下，说了两个名字，都是指挥部里平时表现不错的中层技术干部。

王建国沉默了许久，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窗外的夜色浓重，远处车间隐约的灯光映在他脸上，明暗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