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唁之后,便是“吃席”。
这大概是中国传统丧事中最具烟火气、也最微妙的一环。
悲伤是真的,但活着的人总要吃饭,尤其是这o年的春天,粮食定量已经开始让人感到局促的时候,一顿不用自家粮票的“豆腐饭”,对许多人来说,有着越礼仪的实际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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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面就摆在院里。
借了各家的桌子板凳,拼拼凑凑,倒也摆了好几桌。
菜是厂里食堂帮忙操持的,极其简单:一大盆白菜炖豆腐,豆腐是特批的,一盆土豆熬粉条,一盆清汤寡水的萝卜汤,主食是掺了玉米面和高粱面的“金银卷”和稀粥。
没有肉,油也少得可怜。
酒更是没有,只有白开水。
然而,就是这样一桌清汤寡水的“席面”,开席之后,气氛却以一种奇异的度转变着。
最初的沉默和压抑,很快被碗筷的碰撞声、低声的交谈声所取代。
人们小心翼翼地夹着菜,喝着粥,咀嚼得格外认真。
话题也从对死者的哀悼,渐渐转向了厂里的传闻、街头的物价、家里的琐事。
叹息声依然有,但更多地被吞咽食物和压低的说话声盖过。
尤其是孩子们那几桌,虽然被大人叮嘱要“安静”,但终究耐不住,很快便响起了轻微的争抢和嬉闹——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次难得的、可以放开肚皮吃别人家饭菜的机会,死亡的概念还很遥远。
王建国没有坐主桌,那是厂里干部、老师傅和贾家近亲的位置,他带着李秀芝和三个孩子,坐在靠边的一桌。
他安静地吃着,偶尔给身边的新民、新平夹一筷子豆腐或粉条,提醒新蕊慢点喝粥,别烫着。
他听着周围的谈话,看着人们脸上那迅消退的悲戚和重新浮现的、对食物乃至对生活的专注,心里一片冰凉的清明。
这就是人性,或者说,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质地。巨大的悲伤可以击垮一个人、一个家庭,但对于旁观的大多数来说,它更像一场需要短暂驻足、表达同情然后继续前行的仪式。
而仪式中那顿实实在在的饭,往往比仪式本身,更能凝聚人心,也更能暴露人心。
他没有鄙夷,也没有感动,只是觉得这一切都符合逻辑,都在预料之中。
李秀芝吃得很慢,没什么胃口,时不时担忧地看一眼沉默的丈夫,又看看隔壁桌强打精神应付来客的秦淮茹,眼神复杂。
三个孩子倒是很听话,安静地吃着,只是眼睛不时好奇地瞟向灵棚和那些陌生的、来来往往的大人。
丧事过后,生活似乎又慢慢回到了原有的轨道,但贾家那个缺口,却真实地留在了那里,并且开始显现出它具体而残酷的形状。
厂里的事故调查很快有了初步结论,正如王建国所料:主要原因是设备(那台老式o轧机)长期负荷运行,关键部件金属疲劳,检修记录不全,未能及时现隐患;次要原因是现场安全防护存在漏洞,以及“当事人在临近交班时可能存在操作疏忽或急躁情绪”。
结论四平八稳,各方责任都有所涉及,但主要板子打在了“设备老化”和“本人疏忽”上。
厂里被通报批评,要求全面检修设备,加强安全教育。
相关车间主任和安全员被记过或警告。
至于贾东旭,定性为“因公死亡”,也就是工伤。
接下来便是赔偿和抚恤方案。
厂里工会和劳资科的人,在街道干部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四合院,正式与贾家,主要是秦淮茹,贾张氏已经完全没了主意,只是哭。
提供了两个方案,由家属选择。
方案一:一次性支付抚恤金。
根据贾东旭的工资级别、工龄和对家庭的负担情况,计算出一笔钱,大约相当于他两三年的工资总和。一笔付清,以后厂里不再承担其他抚养责任。这笔钱在当时看来,不算少,能解燃眉之急。
方案二:由家属(限配偶)顶替进厂,保留贾东旭的二级工身份(但需经过一定时期的培训和考核,实际上会安排相对轻省的岗位),享受相应的工资待遇和劳保福利。
同时,厂里按月支付一定数额的子女抚养费,直到孩子成年。此外,一次性支付一笔数额小于方案一的丧葬补助费。
两个方案摆在面前,秦淮茹抱着棒梗,听着工会干部一条条的解释,脸色苍白,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
贾张氏在旁边,一会儿说“要钱!拿现钱踏实!”,一会儿又哭“我儿没了,工作也没了,以后靠什么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