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没了方寸。
易中海、刘海中、阎埠贵,还有院里几个年长的妇女,都围在一旁,七嘴八舌地出主意。
有说拿钱好,现在日子紧,有钱能买粮;有说还是顶替工作好,细水长流,有个铁饭碗;有说孩子小,秦淮茹去上班,棒梗谁带?
王建国没有参与这些讨论。
他坐在自家屋里,窗户开着,能清晰地听到中院的争论。
他呷了一口茶,心里明镜似的。
厂里给出这两个方案,看似给了选择,实则算计得很清楚。
方案一,一次性买断,干净利落,厂里后续麻烦少,但贾家坐吃山空,在那点抚恤金用完后,必然陷入更大的困境,到时候还是街道和国家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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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看似更负责任,保留了“工人阶级”身份,但让一个没什么文化、带着幼子的年轻寡妇顶替二级钳工岗位,本身就是个形式,厂里肯定会安排到最无关紧要、也最没前途的辅助岗位,比如仓库保管、后勤杂工之类,工资待遇恐怕也要打折扣。
所谓“保留二级工身份”,更多是个名头和计算抚恤的基数。
但好处是,有了正式工作,就有了粮本、副食本和各种票证,有了每月固定的收入,虽然微薄,却能持续。
而且,有了“工人”身份,在街道、在院里,腰杆也能稍微硬一点,不容易被彻底看低。
他料定,秦淮茹最终会选择方案二。
这个女人外表柔弱,骨子里却有股韧劲,而且不傻。
她明白,坐吃山空不是办法,贾张氏不是能撑起家的人,棒梗还小,未来的日子漫长。
一份正式工作,哪怕再边缘,也是一层最基本的保障。
至于孩子,可以想办法,比如让婆婆白天看着,或者等到年龄送托儿所、幼儿园。
果然,经过几天的犹豫、商量,主要是易中海在帮忙分析利弊,秦淮茹最终红着眼圈,在街道干部和工会代表的见证下,选择了方案二:顶替进厂,保留贾东旭二级工身份,接受厂里安排的工作岗位,同时领取子女抚养费。
她没有立刻要求上岗,而是低声提出,孩子棒梗还太小,离不开人,她想等今年九月份,棒梗满了年龄,能送去上红星小学的学前班(当时小学大多附设学前班)后,再去厂里报到。
厂里和街道商量了一下,考虑到实际情况,同意了,只是这期间的抚养费会相应减少一些。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贾家的悲剧,以一种符合体制规则的方式,被纳入了处理的轨道。
赔偿方案确定后,院里关于贾家的议论焦点,也从最初的悲伤同情,迅转向了对秦淮茹未来工作的猜测。
“能分到啥好活儿?”“二级工的名头,怕是干一级工的活儿都勉强”
以及对那笔一次性补助和未来每月抚养费、工资的估算上。
阎埠贵又开始掰着手指头,跟家里人算贾家未来的收支,慨叹“寡妇失业,拉扯孩子不易”。
贾张氏似乎也缓过一点劲,不再终日哭泣,但变得沉默而阴郁,看人的眼神总带着一股怨气,对秦淮茹也少了往日的客气,多了些理所当然的支使。
王建国冷眼看着这些变化,心里无波无澜。
贾东旭死了,他的家庭迅滑向城市贫民的边缘,这是那个时代许多类似悲剧的标准脚本。
他只是这个脚本的旁观者,一个早就知道结局的、冷漠的读者。
时间继续向前滑。
春深了,柳絮开始飘飞,恼人得很。
王建国的三个孩子,新民、新平、新蕊,也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按理说,以王建国副司长的级别和部委干部的身份,他的孩子完全有资格进入条件更好、学生家庭背景更单纯的部委直属干部子弟小学。
那种学校,师资力量强,设施好,同学父母多是机关干部,环境相对单纯。
李秀芝私下里提过几次:“新民他们该上学了。部里附小是不是更好点?听说教得深,条件也好。”
她是典型的母亲心思,总想给孩子尽可能好的。
王建国却没有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