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旧岁所有的纷扰与新岁未知的风雨,都暂且关在了门外。
……
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也格外艰难。
头年埋下的种种隐患,如同冻土下蛰伏的虫豸,被饥饿和匮乏的寒风一吹,便纷纷探出头来,将四合院本就脆弱的平衡,噬咬得千疮百孔。
报纸上的调门依旧高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震天响,但落到每家每户的饭桌上、粮本上,却是实打实的收紧和局促。
副食本上“暂缺”的项目越来越多,粮食定量似乎无声无息中又紧了紧,连最普通的白菜、萝卜,也成了需要早早排队、去晚了就可能空手而归的紧俏货。
一种更深沉、更广泛的焦虑,取代了去年那种还带着点喧闹和攀比的浮躁,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头。
四合院里,最先感受到这寒意变化的,是日常的烟火气。
以往早晚,各家厨房总有些动静,哪怕是简单的窝头粥菜。
如今,炊烟升起的时间似乎短了,味道也淡了,常常只有清汤寡水的气息。
孩子们放学回家,不再像从前那样迫不及待地往厨房钻,因为知道锅里多半没什么惊喜。
大人们见面,寒暄的内容也从“吃了么”这种客套,变成了更具体的、带着忧虑的打听:
“今儿粮站来棒子面了吗?”
“听说东单菜市场半夜就有人排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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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厂里食堂,见没见过荤腥?”
王建国家的日子,相比院里大多数人家,还算过得去。
王家是三职工,有稳定收入和粮票定量。
李秀芝精打细算,早早就在家里存了些干货、粗粮,加上王建国有时从外地带回的一点特产,饭桌上虽不见油水,但至少能吃饱,偶尔还能见点菜色。
三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李秀芝总是紧着他们吃,自己和老人常常只吃个半饱。
王建国看在眼里,并不多言,只是默默地将自己碗里的饭拨些给父母和妻子。这种沉默的体贴,比任何言语都让李秀芝心里酸又温暖。
实在是不够吃的时候,王建国就把系统空间内仓库囤积的粮食逐渐捣腾出来,尽可能保密,不被任何人现。
中院贾家的日子,就难熬得多。
秦淮茹顶替进厂后,虽然拿的是二级钳工工资,但还得从头开始学。
贾张氏没有收入,棒梗还小。
一家三口,就指着秦淮茹那点工资和厂里的少量补助粮票过活。
粮本上的定量根本不够吃,月初还能见到点干的,到了月底,常常就是清可见底的稀粥,就着咸菜疙瘩,或者用一点面粉搅成糊糊。
棒梗正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年纪,整天觉得肚子空落落的,眼神常常不自觉地瞟向别人家的厨房窗户,或者院里孩子偶尔拿出来的、哪怕是最粗糙的零食。
他比以前更瘦,脸色是一种不健康的黄,上课时也常常因为饥饿而精神涣散。
前院阎埠贵家,则将“算计”挥到了新的高度。
三大爷的算盘珠子拨得更响了,每天吃什么,吃多少,都要经过精确计算,力求用最少的粮食产生最大的“饱腹感”。
他带领全家扬“瓜菜代”精神,不仅利用窗台墙角种蒜苗、小葱,还不知从哪儿弄来些榆钱、槐花、野菜的种子,在更边角的地方开辟“微型菜园”。
洗碗水、淘米水都舍不得倒,要留着浇菜。
家里吃饭,严格分餐,每人定量,绝不多舀一勺。
甚至没菜吃了,就用筷子头沾上一点酱油来果腹。
阎解成、阎解放几个半大孩子,常常是放下碗还觉得饿,但不敢多说,因为三大爷会立刻搬出一套“勤俭是传家宝”、“想想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大道理。
这种极致的节俭,在生存压力下变成了一种扭曲的生存智慧,也让阎家与院里其他在吃食上稍微手松点的人家,无形中产生了隔阂——看他们那样,倒显得别人不会过日子似的。
二大爷刘海中家,表面还算维持着“领导家庭”的体面。
二大爷在厂里大小是个大锻工,偶尔能有些别人没有的“内部供应”消息。
但他好面子,不肯在吃穿上显得太寒酸,尤其怕被对门的王建国家比下去。
因此,刘家饭桌上的内容或许比阎家、贾家稍好,但刘海中心理压力很大,既要维持体面,又心疼粮食,对两个正值能吃的半大小子刘光天、刘光福的饭量颇为不满,常常在饭桌上敲打:“吃吃吃,就知道吃!现在国家有困难,要体谅!你看人家王新民兄弟,吃饭多斯文!”
弄得两个孩子既吃不饱,又憋一肚子气,对父亲和王家都暗暗生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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