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里,各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应对着这乍暖还寒的时节。
三大爷阎埠贵对任何细微的供应变化都保持着猎犬般的敏锐。
他那本记录家庭收支的笔记本上,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带着试探意味的项目:“x月x日,购得处理海带三两(颜色黑,但可食),耗费工业券x,人民币x分”,“听闻西直门外黑市有麸皮出售,价格高昂,未购”。
他依然严格控制全家口粮,小球藻培养缸也还在,但三大妈偶尔会在棒子面里掺一点点真正的豆面时,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痛心疾,只是推推眼镜,嘀咕一句“下不为例”。
他似乎在重新评估和计算,在极度节约和有限改善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同时也更加警惕地盯着中院贾家——棒梗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意味着院里财物的损失,必须防患于未然。
二大爷刘海中则陷入了一种新的焦虑。
厂里的精简风声也刮到了车间,他虽然是个小组长,技术也还过得去,但年龄偏大,文化不高,并非完全高枕无忧。
他变得更加积极,对车间生产、安全卫生、徒弟管教事事上心,嗓门比以往更大,试图用这种昂扬的姿态证明自己的不可或缺。
在家里,他对两个儿子刘光天、刘光福的管束达到了新的高度,动不动就搬出“当前形势”、“阶级斗争”的大词,斥责他们“不求上进”、“给家里惹祸”,父子关系越紧张。
他看向王建国的眼神,也多了几分复杂的意味,既有对领导下意识的敬畏,又有一种隐隐的、怕被比下去的不安。
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向王建国请教一些政策问题,或者诉说车间管理的难处,试图拉近关系,获取一些内部消息或肯定。
一大爷易中海依然是院里最愁眉苦脸的那个。
贾家这个烂摊子就在眼前,棒梗越来越邪性,秦淮茹行尸走肉,贾张氏半死不活,可街道的“返乡”建议被秦淮茹死硬地顶了回来,他毫无办法。
邻里关系因为棒梗的偷窃和贾家的绝望氛围而变得更加敏感、疏离,他一大爷的调和作用越来越无力。
他常常蹲在自家门口,望着中院叹气,那背影显得苍老而孤独。
他去找王建国的次数少了,似乎也明白,王建国那冰冷的理性,给不出他想要的、充满人情味的解决方案。
就在这种背景下,李秀芝悄悄推动的红娘计划,像灰色冬天里一丝微弱却执拗的色彩,在缓慢地渗透、酵。
于海棠这个名字,王建国对李秀芝提起时,似乎只是随口一提。
但李秀芝上了心。
她利用街道工作的便利,几次“偶遇”下班的于海棠,从聊工作、聊天气,慢慢过渡到聊生活、聊个人情况。
于海棠给她的印象不错,模样俊俏,声音甜润,是正经高中毕业,在轧钢厂广播员里也算拔尖的。
性格爽利,有点小骄傲,但不算太难相处。
提到个人问题,于海棠倒也不十分扭捏,只说“还没遇到合适的”,眼光似乎不低。
李秀芝不敢直接提傻柱,只是迂回地、以夸赞院里年轻人踏实肯干的方式,提到了“食堂的何雨柱师傅,别看平时愣点,手艺是厂里一绝,为人也实在,就是缘分没到”。
于海棠听了,只是微微一笑,不置可否,既没表现出兴趣,也没露出嫌弃。
这态度让李秀芝有些拿不准。
她回来跟王建国念叨:“这于海棠姑娘,心气怕是有点高。柱子那条件……模样不算出众,就是个厨子,家里也没啥底子,能成吗?”
王建国正在灯下看一份关于新型工业催化剂的中试报告,头也没抬:
“成不成,看他们自己。你牵个线,递个话,剩下的别管。柱子那边,你也别提于海棠,就让他知道,有人在给他张罗就行。太刻意了,反而坏事。”
李秀芝觉得丈夫说得有理,便按下心思,只是继续维持着和于海棠那边不近不远的联系,偶尔以街道大姐关心年轻人的口吻,问问她工作生活,绝口不再提傻柱。
转机出现在三月初的一天。
街道组织三八妇女节活动,于海棠被邀请参加。
活动后有简单的茶话会,李秀芝正好和于海棠坐到了一桌。
聊起厂里伙食,于海棠随口说了句:“最近食堂的菜味道好像不如以前了,大锅菜糊弄。”
李秀芝心里一动,装作不经意地说:“是吗?我听说食堂何师傅手艺是厂里公认的啊。是不是最近食材太紧张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于海棠撇撇嘴:“何师傅手艺是不错,可他也不是天天掌勺。再说了,大锅菜再怎么做也就那样。”
她顿了顿,似乎想起什么,“不过,上个月我们广播室加班,何师傅私下给我们开了次小灶,炒了两个菜,那味道……确实不一样。”
李秀芝捕捉到她语气里那一丝极细微的、不同于纯粹评价伙食的波动,顺势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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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子这人就是实在,对同事没得说。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心细着呢。咱们街道上次搞活动,借厂里食堂,他还来帮过忙,一点架子没有。”
于海棠“嗯”了一声,没再接话,低头喝了口水,但耳朵尖似乎有点泛红。
李秀芝把这次对话告诉了王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