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了。”杜明章打断他,“你忙吧,注意身体。”
挂掉电话,他把戒指放回红绒布袋子,又把袋子放回铁盒。锁上抽屉时,钥匙转了三次,像在锁一个再也打不开的门。
第二天,杜明章去了趟学校——他退休前工作的市第三中学。门卫还是老孙,见他就笑:“杜老师,回来看看?”
“嗯,看看。”
校园里的榕树更茂密了,他当年种的那棵已经要两人合抱。宣传栏里贴着优秀教师照片,都是年轻面孔,眼神里是他熟悉的光芒——那种相信教育能改变一切的光芒。
在校长室,他坐了很久才开口:“王校长,学校还缺代课老师吗?短期的也行。”
王校长推了推眼镜:“杜老师,您这级别退休的,来代课太委屈了。而且现在政策卡得严,返聘手续麻烦”
“那有没有别的活?图书馆、实验室都行。”
看着老教师微微佝偻的背,王校长叹了口气:“这样吧,校史馆在整理资料,缺个顾问。一个月两千,不坐班,您有空来指导指导就行。”
“好,好。”杜明章站起来,握手时很用力,“谢谢王校长。”
走出校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教学楼传来朗朗读书声,是他教了一辈子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他忽然想起父亲的话,那个邮递员父亲说:“做人就像送信,别人的要紧事,就是你的要紧事。”
三十八年了,他一直在送信。如今该送的信还没送完,自己的信封却已经磨损得快要漏了。
第六章微光
陈玉芬还是住院了。杜明章用校史馆的预付工资和夜校的兼职工资凑够了押金,但医生说的“系统治疗”像无底洞,每个月要多出至少两千的开销。
账本上出现了红字。六十五年来第一次,杜明章开始借钱。
第一个电话打给了老同事周老师。两人同时进校,同时退休,周老师的儿子做生意了财。“老杜,多少?五千?卡号我,马上转。”
第二个电话打给了夜校的负责人李经理。对方很爽快:“杜老师,下学期的课您都包了吧,课时费我给您涨百分之二十。”
第三个电话,他犹豫了很久,打给了一个学生——赵海,房地产公司老板,当年班里最调皮的孩子,被他用戒尺打过手心。电话接通时,杜明章喉咙紧。
“杜老师?”赵海的声音洪亮,“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您居然主动给我打电话!”
“小海,老师有件事想”
“您说!只要我能办到!”
听完后,赵海沉默了几秒:“师母住院了您怎么不早说!这样,我明天让财务送五万过去,您先用着,不够再说。”
“不用那么多,我借一万就行,按月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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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赵海打断他,“当年要不是您把我从游戏厅拽回教室,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混呢。这钱您拿着,算我孝敬师母的。”
电话挂断后,杜明章在医院的走廊里站了很久。窗外是广州的黄昏,云层被夕阳烧成金红色,像中学课本里描写的火烧云。他想起赵海当年写的作文:“我的理想是当老板,赚大钱,让杜老师抽最好的烟。”
那个孩子实现了理想,而他的烟,还是十四块钱的红双喜。
回到病房,陈玉芬睡着了。点滴瓶里的液体一滴滴落下,像时间的秒针。她瘦了很多,手腕细得能看见骨头的形状。杜明章轻轻握住她的手,那些变形的关节硌着他的掌心,像山脉的等高线。
“老头子”她忽然醒了,声音很轻。
“嗯?”
“我们回家吧。医院贵。”
“不贵,有医保。”
“你骗人。”陈玉芬看着他,眼神清澈,“我的病我知道。别浪费钱了,留给孩子们。”
杜明章没说话,只是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三十八年婚姻,他们从没说过“爱”字,但有些东西比爱更沉,像珠江底的淤泥,一层层沉淀,最后托住了整条河流。
晚上,杜明章在陪护床上整理账本。新的一页,他写下一行字:“借款:周老师ooo,赵海,李经理预付课时费ooo。”然后在下面画了一条线,线上写:“待还。”
线像一道堤坝,这边是他的债务,那边是他要托举的世界。
手机亮了一下,是孙女莉莉来的视频。小女孩在练功房里旋转,粉色舞裙绽开如花。字幕写着:“爷爷,我跳得好吗?下个月演出,你和奶奶一定要来哦!”
杜明章看了三遍,然后保存到收藏夹。他打开购票软件,查了查广州到北京的机票。最便宜的那班,往返两千四。加上住宿,三千。
账本上又多了一行。
窗外,广州的夜晚刚刚开始。珠江上游轮驶过,灯火倒映在水中,碎成一片片金色鳞片。这座城市永远年轻,永远有新的梦想在生长,而有些人在默默托举着这些梦想,像河床托举着流水。
杜明章戴上老花镜,继续写。笔尖划过纸张,沙沙的声音和点滴声应和着,像一古老的歌谣。歌里唱的是责任,是爱,是一个普通人用一生写下的、关于托举的故事。
而这样的故事,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盏灯下,都在静静生。它们是时代的背景音,微弱但持久,像满月照在珠江上,照在那些看不见的、沉在水底的沙石上。
那些沙石不会光,但它们托起了整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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