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打仗,怕日本人搜出来,我爹把盒子埋在了院子里。再后来……忘了。”老人摇头,“年纪大了,记不清了。”
“院子在哪里?”
“就在尊经阁后巷,原来的家。但早就拆迁了,盖了新楼。”
秦建国心里一沉。如果院子已经拆迁,埋在地下的木匣可能被建筑垃圾掩埋,或者被施工队现拿走。
“拆迁是什么时候?”
“九十年代初吧。那时我已经搬到这里住了。”
“拆迁时,有没有人现地下有东西?”
“不清楚。拆迁队挖出过一些老物件,瓶瓶罐罐的,都处理了。”
希望渺茫,但秦建国还是想试试。他问老人能否画一下原来院子的布局,埋盒子的具体位置。老人用颤抖的手画了一张简图:院子不大,北边是三间平房,南边是院墙。盒子埋在院子东南角,靠近一棵槐树。
“槐树还在吗?”
“早没了。拆迁时一起砍了。”
尽管知道可能性极小,秦建国和林文渊还是来到了尊经阁后巷的原址。现在这里是一栋六层住宅楼,建于年。楼前有小片绿地,种着灌木。
他们找到物业管理处,询问建楼时是否有现地下的老物件。物业经理说自己是后来来的,不清楚。他们又找到一位在小区住了二十多年的老住户。
老住户回忆:“建这楼时,我来看过。地基挖得深,挖出过一些碎瓷片、老砖头,没什么值钱的。有个铜盒子?没听说。”
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两人站在楼下,看着现代的建筑,想象着几十年前那个小院,那个更夫和裁缝,那个被埋下的木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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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木匣早就被挖出来,当作废品处理了。”林文渊叹息。
“或者,还在下面。”秦建国看着地面,“埋得深,可能没被挖到。”
“但不可能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木匣,挖开整栋楼。”
“当然不可能。”秦建国苦笑,“文物工作常常如此:知道可能就在那里,但因为现实限制,无法触及。”
天色渐晚,他们准备离开。但秦建国还是不甘心。他拿出老人画的简图,对照现在的楼宇位置。根据比例和方位,埋盒子的地点大致在现在楼体的东南角,可能就在楼基下方,也可能在楼前的绿地下。
如果盒子还在,就在钢筋混凝土之下,深埋于地底。
“周维明设计系统时,应该考虑到时代变迁。”秦建国忽然说,“如果藏物点可能因建筑变化而被破坏或无法触及,他应该有备用方案。”
“你是说,第三份图可能不止一个藏点?”
“或者,第三份图的信息,可以通过前两份图推导出来。”
他们回到旅馆,将两份残图扫描进电脑,用图像软件仔细分析。秦建国注意到,两份图的边缘都有一些特殊的标记:不是地图内容,像是对齐用的符号。
他将两张图在软件中对齐,让边缘符号重合。当两张图完全拼合时,中间缺失的部分呈现出一个规则的形状——不是随机的缺失,而是正好空出了一个等边三角形区域。
“缺失的部分是三角形的。”林文渊说,“第三份图不是矩形,是三角形?或者三份图拼合后,整体是一个大三角形?”
秦建国想起周维明的“三枢”理论:天津、南京、安庆三点成三角形。三份地图,会不会也对应这个三角形?
他在软件中绘制:以南京为中心,天津在北,安庆在西南。如果三份地图分别对应这三个方向,那么他们已经有了南京本地和向西(安庆方向)的地图,缺失的是向北(天津方向)的地图。
但天津的文物已经找到,为什么还需要地图?除非,天津的文物只是整个网络的一部分,地图上还有更多。
他重新阅读周维明的信:“余于金陵另藏一手稿,名《文脉暗线图》,详记中国东南文物转移之秘道网络。”中国东南——不仅包括南京、安徽,还包括浙江、上海、江西、福建等地。
“第三份图可能是向东、向南的路线。”秦建国推测,“通往上海、浙江方向。那个地区文物丰富,战时转移压力大。”
“如果这样,即使找不到第三份图,我们也有了两份,可以知道向西和本地的网络。”林文渊说,“但周维明说‘惜未竟全功’,可能整个网络没有完全记录。”
“或者,他记录了,但图被分藏,需要拼合才能看懂全貌。”
那天深夜,秦建国仍在研究。他将两份图上的所有编码提取出来,共计个编码,对应箱(或批)文物。根据编码规则,这些文物来自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类型包括书籍、绘画、青铜器、陶瓷等。
按照每个编码可能对应一箱或多箱文物估算,这个编码可能代表着数百甚至上千件文物。它们被分散隐藏在从南京到江西的数十个地点。
而第三份图上的编码,可能同样数量。
“这是一个庞大的地下文物保存网络。”秦建国对林文渊说,“周维明和他的同伴,在战争期间,秘密转移和隐藏了可能成千上万件文物。他们做了记录,但为了安全,将记录分藏。他们希望后世能找到,让这些文物重见天日。”
“但他们没有等到。”
“现在等到了。”
第二天,秦建国做出了一个决定:即使找不到第三份图,也要开始根据已有线索,寻找那些被记录的藏点。
他联系了南京市文物局,汇报了现。文物局非常重视,组织专家会议研究这两份残图和十二处藏点名录。
会议上,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些资料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应该系统研究,并在适当时候组织实地探查。但因为年代久远,地形变化,寻找工作将非常困难,需要周密计划。
“我们建议成立专项工作组。”主持会议的副局长说,“整合考古、历史、地理、档案各方面的专家,先进行文献研究,确定可能的地点,再进行小规模试探性掘。”
秦建国和林文渊被邀请加入工作组。会议决定,先从南京本地的几个藏点开始,因为距离近,资料相对多。
第一个目标:玄武湖梁洲的临水石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