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九月九日,京州。
时值初秋,但午后的日头依旧带着盛夏的余威,灼烤着这座正在经历剧烈转型阵痛的工业城市。空气中浮动着灰尘、汽油味,以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衰败工业区的沉闷气息。
根据京州市委的统一部署,市委书记祁同伟今日率队走访城市困难群众,体察民情,倾听基层最真实的声音。
行程安排的第一站,是位于京州老工业区、曾经辉煌一时、如今却已凋敝不堪的原京州国营轻机械厂职工宿舍棚户区。
车队驶离繁华的市中心,穿过日渐萧条的厂区,最终停在了一片与周围现代化高楼格格不入的低矮棚户区前。
这里,是时间的断层,是改革的伤疤。
低矮、破败的砖瓦平房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墙皮大片剥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块。
狭窄、坑洼的泥泞小道上污水横流,空气中弥漫着生活垃圾的腐臭和劣质煤炭燃烧的呛人烟味。
晾晒在铁丝上的旧衣服在无精打采的风中飘荡,几只瘦骨嶙峋的野狗在角落里翻找着食物残渣。
与远处隐约可见的、正在拔地而起的新建楼盘相比,这里仿佛是另一个被遗忘的世界。
随行的市委秘书长杜司安低声介绍:
“祁书记,这里就是原轻机械厂三、四号宿舍区,大部分是五六十年代建的筒子楼和平房。厂子九十年代初垮了以后,住户大多是下岗职工和家属,条件……非常艰苦。”
祁同伟没有立刻下车。他透过车窗,静静地看着这片在秋日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的棚户区,目光深沉。
他见过穷,在基层调研时见过农村的贫困,但城市内部如此集中、如此触目惊心的破败与困顿,依然让他心头沉重。
“下车,进去看看。”
祁同伟推开车门,率先走了下去。
他今天没有穿那身标志性的深灰色正装,而是一件普通的深蓝色夹克,脚下是沾了些灰尘的皮鞋,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高高在上”。
随行的杜司安、几名工作人员,以及闻讯赶来的街道、社区干部,连忙跟上。
沿着那条泥泞的小路深入,两旁的房屋大多门窗破旧,有些甚至用塑料布和木板勉强遮挡。不少住户听到动静,从门后、窗缝里投来好奇、警惕、甚至麻木的目光。
按照事先的安排,祁同伟走进了巷子深处一户人家。低矮的院墙坍塌了一半,院门虚掩。推门进去,是一个不过十来平米、堆满杂物的逼仄小院。
正面是一间同样低矮昏暗的平房。
还没进屋,一股浓烈到令人作呕的混合气味就扑面而来——那是长期卧床病人特有的体味、排泄物的骚臭、廉价药膏的刺鼻,以及屋内潮湿霉变气息交织在一起的味道,几乎让人窒息。
祁同伟眉头都没皱一下,抬步走了进去。杜司安等人也只得硬着头皮跟进。
屋里光线极其昏暗,只有一扇糊着旧报纸的小窗户透进些许天光。
家徒四壁,除了一张用砖头和木板搭成的“床”、一个掉了漆的破衣柜、一张摇晃的小方桌和几张小板凳,几乎再无他物。墙壁被烟熏得漆黑,墙角挂着蛛网。
床上,躺着一个瘦得脱了形的男人,大约五十多岁年纪,头花白凌乱,眼窝深陷,脸色蜡黄,嘴唇干裂起皮,身上盖着一床看不出颜色的薄被。
他睁着眼,眼神空洞地望着糊着报纸的屋顶,对进来的人毫无反应,只有胸口极其微弱的起伏证明他还活着。
一个同样瘦小、头花白、穿着打满补丁旧衣服的老妇人,正佝偻着背,用一个豁口的粗瓷碗,小心翼翼地给床上的男人喂水。
看到突然进来这么多人,她手一抖,碗里的水洒了一些在男人胸前,她慌忙用袖子去擦,脸上写满了惶恐和不知所措。
“大娘,别紧张,我们是市委的,来看看您。”杜司安连忙上前,温和地解释道,并介绍了祁同伟的身份。
“市……市委?书……书记?”老妇人显然被这个身份吓到了,手忙脚乱地想要站起来,却又不知道该做什么,只是局促不安地搓着满是老茧和裂口的手,眼神躲闪。
“大娘,坐,坐,我们就是来看看,了解了解情况。”祁同伟自己拉过一张小板凳,在离床不远不近的地方坐下,语气平和,“床上这位,是您老伴?”
“是……是,是我家老头子,姓陈,陈卫国。”
老妇人嗫嚅着回答,也挨着床沿坐下,目光却不敢看祁同伟。
“陈师傅这是……什么病?多久了?”
“中风……脑溢血,三年多了。”
老妇人声音带着哭腔,“厂子垮了没多久,老头子急火攻心,就……就倒下了。
送去医院,说是要开刀,要住icu,我们哪有钱啊……拖回家,就成了这样,瘫了,话也说不了,吃喝拉撒全在这张床上……”
祁同伟默默听着,目光扫过这间散着死亡和绝望气息的屋子,最后落回老妇人那张被生活折磨得近乎麻木的脸上:
“大娘,您家里,就您和老伴两个人?”
“原来不是……”
老妇人浑浊的眼睛里渐渐蓄满了泪水,仿佛打开了话匣子,也仿佛压抑了太久,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开始断断续续、却又无比清晰地讲述起这个家庭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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