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三日,香港的天气闷热得反常。
中环交易广场的玻璃幕墙上,凝结了一层细密的水珠,分不清是晨雾还是这座城市的冷汗。
恒生指数在过去十二个月里,从点的历史高位,一路俯冲至点,市值蒸过两万亿港币——相当于香港三年的生产总值。
万象银行指挥室里,空气凝重得像要滴出水来。
周文彬盯着屏幕上那条几乎垂直向下的k线图,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虎口的老茧。
那是常年握笔留下的痕迹,也是这场持续了四百天的金融战争中,无数次强行镇定留下的印记。
“周总,期指市场出现异常。”交易主管老王的声音嘶哑,“八月恒指期货的未平仓合约,在过去三天暴涨百分之三百。有人……在集结重兵。”
话音未落,屏幕上跳出一条快讯:
“国际对冲基金巨头索罗斯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称香港联系汇率制是‘沙滩上的城堡’,预言港元将在八月内失守。”
指挥室里响起压抑的抽气声。
周文彬缓缓闭上眼睛。他在等一个电话,一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一个能决定香港命运的电话。
同一时刻,半山别墅的书房里。
李平安坐在藤椅上,面前摊开一张香港金融市场的结构图。图上用红蓝两色标注着双方的兵力部署——红色代表国际游资,蓝色代表守方。
红色的箭头从汇市、股市、期市三个方向同时刺来,像三把淬毒的匕。
他已经六十七岁了,鬓角的白在晨光中格外刺眼。但那双眼睛依然清亮,清亮得能洞穿所有金融游戏的本质。
“爸,金管局那边传来消息。”李耀宗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加密传真,“曾司长昨晚开了通宵会,他们……还在犹豫。”
犹豫什么?
李平安心里清楚。香港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已经三十年,这是自由经济的金科玉律。直接入市买股票?那是计划经济的手段,是自由世界的禁忌。
可现在是战争。
战争里没有禁忌,只有生死。
“北京的态度呢?”李平安问。
“明确支持。”李耀宗展开传真,“内阁昨天在内部会议上说了八个字:不惜代价,守住香港。”
不惜代价。
李平安的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击。这四个字的分量,只有经历过饥荒、动荡的人才能真正懂得。
一个国家说出“不惜代价”时,意味着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也下定了最强的决心。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山下,维港在晨雾中若隐若现。那些曾经趾高气扬的摩天大楼,如今在金融风暴中瑟瑟抖。那些曾经一掷千金的国际投行,如今正忙着把资产转移出香港。
“告诉文彬,”李平安转身,“准备总攻。”
“可是金管局那边……”
“他们很快会想通的。”李平安说,“当敌人已经杀到家门口时,最愚蠢的就是还在争论该用长矛还是该用火枪。保家卫国,用什么武器都不丢人。”
八月十四日,星期五。
这个日子后来被载入香港金融史——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殊,恰恰因为它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没有台风,没有暴雨,没有重大新闻,只是一个闷热的、寻常的夏日早晨。
九点三十分,港股开市。
抛盘如期而至,像潮水般汹涌。国际游资显然想在这个周末前,给香港市场致命一击。恒生指数开盘即跌百分之二,蓝筹股全线飘绿。
十点整,异变突生。
几笔巨额买单毫无征兆地出现,像几根定海神针,猛地扎进汹涌的抛售潮中。汇丰控股、长江实业、和记黄埔……这些被做空最狠的股票,突然被巨量资金托起,股价逆势翻红。
交易室里,电话铃炸响。
“周总!有人在大举买入!”
“不是散户!不是普通机构!是……”
周文彬抓起另一部电话,听筒里传来金管局操作室的声音,只有一句话:“开始了。”
他放下电话,对着全交易室的人,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停止了动作。
“金管局入市了。”
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