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谦抵达太原的第十二日,布政使衙门的氛围与前几日截然不同。
前些日子那种疾风骤雨的审讯、频繁出入的官员、堆积如山的卷宗,如今都已沉淀下来。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肃穆的寂静,仿佛暴风雨前的压抑,又像是尘埃落定后的空茫。
书房里,张谦身着常服,正焚香静坐。
案上摊着两摞厚厚的文书,一摞是公开奏报的草稿,一摞是留给皇帝的密折。
香炉里青烟袅袅,将他鬓边的白染上一层朦胧的光晕。
“阁老,”文书悄声进来,“都安排妥了。按察使司那边,钱佑宽昨夜了高热,今日清晨才退。周廷芳昨夜在值房里枯坐了一宿,今早让人递话,说想单独见您。”
张谦缓缓睁开眼:“先见周廷芳。”
辰时三刻,周廷芳被引入后堂偏厅。
他今日换了一身半旧的青色直裰,未着官服,脸色憔悴,眼下一片青黑,但腰背仍挺得笔直。
见到张谦,他深深一揖:“罪官周廷芳,叩见阁老。”
“周大人坐。”张谦抬手示意。
周廷芳在下坐了半个椅子,双手放在膝上,指尖微微白。他沉默片刻,从袖中取出一份早已备好的请罪折,双手呈上:
“阁老,这是下官的请罪书。下官深知罪孽深重,不敢求饶。李顺一案,下官御下不严,失察在先;钱佑宽勾结奸商、纵容齐氏,下官未能及时察觉,渎职在后。此二罪,下官无可辩驳,甘领国法。”
他的声音嘶哑,却字字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张谦接过请罪折,并未立即翻开,只淡淡道:“周大人此番认罪,倒是痛快。”
周廷芳抬起头,眼中血丝密布:“阁老,下官糊涂,却并非愚钝。这些日子,下官将前因后果想了千百遍——钱佑宽早就布下了局。
“他从去年腊月起,就让手下官吏向李顺‘借银’,伪造往来账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事,能将‘纵容贿赂、勾结粮商’的罪名扣在布政使司头上,拖下官下水!”
他声音渐高,带着压抑的悲愤:“下官承认,当初收到钱佑宽关于齐家私储的密报时,确因顾忌齐家势大、钱佑宽又言尚需查证,未能当机立断,此为下官第一大过。
“但下官万万不曾想到,钱佑宽竟敢如此胆大包天,与齐家勾结谋逆,更在事后还想拉下官垫背!”
“下官与康王府确有些远亲故旧,”周廷芳忽然话锋一转,声音低了下去,“然自入仕以来,从未以此谋私,更不曾借康王府之名行不轨之事。
“此番山西动荡,下官虽有过失,却绝无与乱党勾结之心。此心此志,天地可鉴!”
他说到最后,眼眶已然泛红,却强忍着没有落泪。
这是一个老官僚最后的尊严,也是他为自己争取的最后一线生机——承认失察渎职,但坚决与“谋逆”划清界限。
张谦静静听完,手指在案几上轻轻叩击。半晌,他缓缓开口:
“周大人,你的请罪折,本官会呈递御前。你所说钱佑宽设局构陷一节,本官自会核实。”
周廷芳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然则,”张谦话锋一转,“李顺案中,三万七千两银子从布政使司流出,你身为布政使,难辞其咎。齐氏叛乱前,钱佑宽多次行迹可疑,你未能警觉,亦有失察之过。此为事实,不容抵赖。”
周廷芳低下头:“是,下官认罪。”
“念你多年为官,并无大恶,且在齐氏叛乱后期尚能配合永王殿下稳定局势,”张谦的声音平静无波,“本官奏请陛下:革去周廷芳山西布政使之职,贬为黔州同知,即日离晋赴任。”
黔州同知——那是西南边陲的穷苦之地,官阶从正二品直降为从五品。
但对于周廷芳而言,这已是绝境中的一线生机。至少,他保住了性命,保住了仕籍,远离了“谋逆同党”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