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春兰的眼神,想起她说“你信命吗”,想起那片杂草底下的东西。
第二天上班,小刘又凑过来。
“田姐,”她说,“我表嫂说,周建国家的那个花盆,昨天下午搬进去了,没搬出来。”
我看着她。
“建国不是早上才走吗?怎么晚上就搬进去了?”小刘眨着眼睛,“肯定有事。”
我没说话。下班的时候,我又从春兰家后头那条巷子走。窗户关着,窗帘拉着,那盆吊兰摆在窗台上,叶子在风里轻轻晃。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要走,窗户开了。
春兰探出头来,这回没问我站这儿干嘛,只是看着我。
“那张纸,”她说,“你还没还我。”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黄的信纸,递给她。她接过去,看了看,忽然笑了。
“二十年了,”她说,“他写的字还是那么难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把信纸叠好,又塞回花盆底下。
“我明天早上搬进去。”她说。
“为什么?”我问。
她看着我,暮色里那张脸忽然年轻起来,像是二十年前刚到这里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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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在外面挣钱,”她说,“我得等他回来。”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关上窗户,拉上窗帘。那盆吊兰在窗台上,叶子绿油油的,底下压着二十年前的一张纸。
我往回走,走到巷子口,回头看了一眼。她家亮起灯来,昏黄的,从窗帘缝里透出来。
第三天上班,小刘又来了。
“田姐田姐,”她说,“周建国家的,今天早上又把花盆搬出去了。”
我点点头。
“你说她到底在搞什么?”小刘问,“搬来搬去的,不累吗?”
我说:“不累。”
小刘看着我,一脸不解。
我没解释。
有些事,解释不清的。
比如春兰为什么每天搬那个花盆。比如她为什么把那片杂草底下的秘密守了二十年。比如建国写那张纸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相信她会等他。
比如我,一个外人,为什么站在她家窗户底下,看着那盆吊兰,看了那么久。
第四天,厂里出事了。
老赵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这个月的库存报表有问题,数字对不上。
我说不可能,我盘了三遍。
老赵把报表拍在桌子上:“你自己看看,这批纸箱的进库日期,跟出库日期差了三天。这三天里,货在哪儿?”
我拿起报表看,脑子嗡的一声。
数字是对的,但日期真的错了。我写的时候没注意,把一批货的进库日期写晚了两天。
“田颖啊,”老赵叹气,“你在厂里干了五年,从来没出过错。这几天怎么了?”
我站在那儿,说不出话。
怎么了?我也不知道。自从那天早上路过春兰家门口,看见建国握着她的手说那些话,看见她搬进搬出那盆花,看见那张黄的信纸,听见她说的那些事,我脑子里就一直乱糟糟的。
“回去重做,”老赵说,“下次注意。”
我拿着报表出来,小刘在门口等我。
“老赵骂你了?”她问。
我摇摇头。
“你别往心里去,”她说,“老赵就是那个脾气。”
我回到库房,对着电脑,怎么也静不下来。脑子里一会儿是春兰的脸,一会儿是那片杂草,一会儿是建国背着蛇皮袋子的背影。
下午下班,我没回家,又去了春兰家。
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看见我进来,没说话,指了指旁边的小凳子。
我坐下,看着她搓衣服。她的手很粗,指节突出,是干惯了活的。
“今天又来了?”她说。
“嗯。”
“报表的事,我听说了,”她头也不抬,“你们厂里有人跟我说的。”